与赖少其先生相关的信札，最有名者莫过于20世纪30年代他与鲁迅先生的鱼雁往来，其中前辈所写的“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等警语，影响了后生的一生。

　　而从“文革”后复出到1986年初回广州定居这段时间里，他给王贵忱、苏烈等“晚辈”邮寄的信件，映现出这一重要时期生活与艺术的特别历程，彰显出他巨大的人格魅力，文献与艺术价值同样不可小觑。

　　2005年12月，岭南美术出版社推出《赖少其书信集》一书，便收录了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写给王贵忱、苏烈等人的95通信件。

　　在这段时间中，赖少其长期担任安徽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工作非常繁忙，这在信中可见一斑，曾说：“我现在事情过多，疲于奔命，对创作极不利，也无可奈何。”他的艺术创作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或者请创作假来进行，尽管如此，他仍坚持以写信的方式与同道及朋友保持密切联系，即使是1983年9月、10月头部动手术住院期间，他依然给朋友写过不少信件，而不会假手于人。

　　从这批信札中，我们可以看到赖老写信的一些基本习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以毛笔写字，偶尔才使用钢笔、圆珠笔；采取由上而下、再自右到左的传统书写格式，即使是信封也多见竖行形式；笺纸不太讲究，五花八门、规格不一，以常用公文纸为多见。而另一重要的特征便是，他在信中叙说，不管对象是何许人物，不管说的是劝勉还是批评，他的语气都极为客气平和，毫无傲慢与强人所难之意。比如，“未知对否”、“未知兄以为如何”、“阁下以为何如耶”、“你说对么”等之类的商量式口吻，经常在信札中出现，体现出文化人的人格风范。

　　赖老的信札给人最深印象莫过于书写非常认真，谨守法度，甚少懈怠与草率之笔，这许是他严肃认真人生态度的反映。不管是流程爽利、风神洒脱，还是凝重拙健、燥润相生，都由他诚恳端庄写出，都体现了他高深的书法修养，是可观可赏的艺术佳构。观赖少其信札，便可知其“奇玩”之趣，也可洞察其人格。

　　在这本书信集中，赖老写给著名学者、收藏家、书法家王贵忱的信件有64通之多，成为我们考证这一时期两人艺术与人生状态的重要资料。

　　从这些信件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赖少其对朋友的真诚态度与一腔古道热肠。1977年1月8日，赖少其写给王贵忱第一封信件，在信中，他首先对这位“虽未见过面，但神交已久”的后辈给予鼓励：“你的书法是很有功力的，我也喜欢。”当年8月16日，在他得知王贵忱因为工作环境不适而有退休之意后，竭力劝告其打消这一念头，说：“我已63岁，还不肯退休，其实如果退休了，就像下棋一样，是下了一着死棋（“死棋”两字划着重号）因此，当今之计，首先要安排好工作，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包括安排好家庭生活，再集中精力研究一门学问。”10日之后，他再次写信强调：“希望你不要退休。”

　　彼时，王贵忱学术研究兴趣广泛，赖少其也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你应在‘精勤’入手，突其一点，期有所成。”（1977年6月12日）他还针对王贵忱的文风直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现自省之意。他先说：“我喜欢你的文字，但缺点是好像古人写今人，好像有意不讲缺点似的。优点中包含着缺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1977年8月19日）再说：“任何学古都应注意，应有所新意，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我也常常食古不化，为古所泥，有事不能自拔。出现这种情况时，作为同志就应互相指责，使有所警醒，你说对吗？”（1977年9月1日）

　　赖少其与王贵忱两人都嗜收藏，从信件中可以看出两人相互馈赠的真实情况，文人之间的慷慨之风昭然若揭。两人曾互通有无不少艺术品，最重要的要数黄君蒨所刻的陈洪绶《水浒牌》和黄宾虹的《画学篇》书法手卷。其中，《画学篇》是赖少其为答谢王贵忱割爱将容庚相赠的邓尔雅对联转赠于他，而主动出让的。据赖少其介绍：“当时宾翁是华东美术家协会主席，我是党组书记，故虽眼睛患白内障，几乎在失明情况下写的，力疾而书，如锥划沙。”两位先生对这样的稀世瑰宝虽珍爱有加，却又能举重若轻，轻松相赠，足见两人之高谊。

　　赖少其在与王贵忱的通信中，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或对古今名家略施评骘，或对文艺现象聊发感喟。因为是私人交往，评论时多了几分自由、少了一些掣肘，其真知灼见愈发独到精辟，可谓直指其艺术思想核心。

　　就在他写给王贵忱的第一封信中，他谈到：“晋唐以前的书法，兼有篆隶行楷，只要有本事，都可以发挥。乾隆年间的书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如金农和以后的尹秉绶、邓石如都有新发展。一般人不能欣赏，这是可惜的。”（1977年1月8日）对于邓石如的印章，他则直接表示：“印至完白，所谓前无古人；虽后有来者，惟吴让之、赵撝叔可与相比，黄牧甫则不如，齐白石更不如了。”（1977年3月13日）

　　对于岭南的艺术家，两人谈论最多的要数邓尔雅。邓尔雅是近代广东著名的篆刻家、书画家，是容庚的舅父。据赖少其自述，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广州读书时，有一位同学的哥哥在文德路开了一家古董店，匾额“尊古斋”三个字便出于邓的手笔。他当时看到后，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他对王先生说：“我极望能多见邓尔雅先生印章和书法，我见得不多，但感到他有独到之处，尤以朱文最佳……邓尔雅先生楷书朱文是一大创造，对当今篆刻极有参考价值，如能集成一册，广为流传，影响所及，当可生面别开。”但他并非一味赞赏，对不满意之处也会直接点出：“但我不喜欢他的诗集上的篆字楹联，可能缩得太小，未能见其真面目”。（1977年4月13日）

　　在写给王贵忱的信中，赖少其也会详细记述自己的生活状况与工作安排，凭此可列出一个清晰的年表，史料价值巨大。比如，晚年定居广州一事，就曾经历了一番波折，在多封信中有记录。早在1983年9月19日，他就有交代“顺便落实定居问题”。到了9月28日，他又说：“广东省委、安徽省委、中组部均已同意我们离休后到深圳落户。”由此可见，他落叶归根的首选之地是深圳，而非广州。但最终，1986年元月，赖少其举家迁回广州定居，开启“衰年变法”的辉煌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