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美术学院家属区有一栋特别宝贵的楼房。宝贵不是说楼有多奢华、多先进，反而是很破旧、很普通，但就是能让人肃然起敬，只是因为最顶端的一层楼上住着广州美院四位最顶端的老教授。

　　潘鹤、郭绍纲、杨之光、陈金章，四位美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就住在这层楼上。他们都年过八秩，都伴随广州美院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都是桃李满天下，都获得了广东省文艺界的最高奖——“终身成就奖”。他们是广美的传奇，也是整个文艺界的传奇。

　　四位老先生中年龄最大的潘鹤先生，已过90岁，仍鹤发童颜。他在年轻后生面前自我调侃是“90后”，甚至会说出一些好玩的段子；他桌子上的那件行程本上，依然安排得满满当当；他到任一公共场合，都要穿着西装与衬衣。现在，老先生的腿脚不灵便了，外出要坐上轮椅，但仍要费一番舟车劳顿给人撑场。

　　为此，老先生笑呵呵地自嘲说：“我自己的的确确成为了一个符号，雕塑家也成了‘表演艺术家’了。”其实，老先生如此奔波，不过是出于一种奖掖后学的古道热肠。再者，老先生说，人这辈子始终要保持活力。

　　潘老堪称老当益壮的活力派、乐天派，但老顽童也有嫉恶如仇的一面，执拗起来着实让人敬佩，也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笔者去过潘老府上多次，几乎每次他都大骂艺术界的丑陋现象，骂着骂着便面红耳赤，眼睛也瞪得很大。有人行贿争项目啦，有人投机取巧拼美展啦，有人只顾着自己的市场啦……老先生就是看不惯！

　　有一次，我们聊到城市公共雕塑。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全国70余座城市竖立起百余件大型公共雕塑，“开荒牛”、“艰苦岁月”、“珠海渔女”等作品已经存入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中。除了扎扎实实搞创作，潘老还是公认的中国城市雕塑文化的开创者之一，曾与刘开渠提倡“雕塑要走向室外”，并在“文革”之后撰写了《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的理论文章。为城市空间添加点艺术的佐料，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现在潘老却直言：“劳民伤财、污染城市的雕塑，泛滥成灾。”他甚至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反而成为历史的罪人。”

　　潘老对城市雕塑忧心忡忡不无理由。城市化进程高速推进，公共雕塑也一直被热火朝天地创建。所以，漫步在中心广场、公园、商业中心、行政中心、旅游景点，各种各样的雕塑拔地而起，但很多时候不是愉悦审美的心灵，而是刺激讥诮的神经。诸多“雷人”雕塑建了又拆，见诸报端是常有的事情了。

　　对此，潘老说：“有些官员就为了政绩而做雕塑，急功近利。有人问我一个月可不可以落成一个雕像，我当场对他说，你请广告公司画广告牌算了。雕塑不应该是这样的，这简直就是离谱。艺术是神圣的，并不是沽名钓誉的工具，也不是发家致富的大道。”

　　广州是潘老一直生活的城市，他为这座城市创作了不少经典作品，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大量丑陋的雕塑已经抢占了城市的空间。潘老一一举例之后，一脸愤怒地说：“广州突然多了很多非常失败的城市雕塑，有些让人莫名其妙。这个时候，我们的管理者要考虑考虑什么才是广州的文化性格，或者说，我们到底要向世界展示什么。如果还是稀里糊涂地搞下去，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会错漏不堪。”

　　“我们的艺术为何出现了那么多丑陋的东西？哪有多少真正的艺术家呢？多是跳梁小丑罢了。不明白，真不明白，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潘老先生活了90多岁，仍不明白，到底谁能明白呢？是他太不宽容、太不知趣，还是这艺术生态退化得太快、太不合情理？

　　言及此，我不禁想起了龙应台女士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很多时候，我们“不生气”，不是因为我们多么豁达，而是源于我们实在过于信奉犬儒、过于唯唯诺诺了。而潘老如此执拗抨击诸多丑陋，不过是反衬出艺术界的荒凉罢了，那种骨气、那份担当，已经成了稀有物件。

　　但作为晚辈，还是想对潘老先生说：毕竟年事已高，还是息怒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