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

　　向现代的转型

　　作为中国传统画科之一，人物画历史最为悠久，其产生早于其他中国画科。春秋时期即有抑恶扬善的周代历史人物画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人物画大家。唐宋是人物画的盛期，名家辈出。而元代因文人画的兴起而导致山水画和花鸟画繁盛，人物画不再占据主流位置，并与现实日趋疏离而逐步走向衰落。

　　20世纪初期，新的时代思潮冲击封建旧文化，隐逸、遁世的文人画观念受到质疑，积极、入世的艺术观念得到提倡，雅与俗的壁垒被打破。时代的惊雷震破了中国艺术家的超脱之梦，他们开始贴近人生，关注现实，关乎人间冷暖的现代人物画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现代人物不仅入画，而且有了别样的画意。以陈师曾、丰子恺、齐白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冲出摹古的怪圈，以现实人物为表现对象，在人物画中高歌红尘悲欢，表现俗世情怀。陈师曾是一位开放的传统型画家，他坚持文人画的立场，但并不固步自封，而主张立足于传统之上的渐变式革新。

　　陈师曾于1914年创作《北京风俗》册页34图，以旧京风俗入画，笔简意饶，立意深刻，充满生活气息和人间情味，开现代风俗画之新风。丰子恺留学日本，受日本浮世绘的启发，找到了艺术与新时代的结合点，他说：“中国画高似乔木，西洋画深似幽谷。乔木太高，幽谷太深，都不宜住人。我要走在‘人’行道上，我要学习‘人生’，近于‘人情’的绘画。”他说的“不宜住人”的中西绘画指的应是传统中偏于超脱的一面，他善于从日常琐事中寻找素材，生发意义，其画诗意谐趣具足，平实而深永。齐白石的漫笔人物画，简约、幽默，富有人情味。一些现实题材的人物画作品跃动着画家的那颗赤子之心，如《人骂我我也骂人》，画的就是画家自己，他初到北京之时，很不入时流之眼，画家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并通过漫笔人物画维护自己的艺术尊严。正是这批杰出的先行者以他们具有浓郁人间情味的作品，一扫传统人物画孤高荒寒之气，中国现代人物画由此诞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家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民族救亡运动之中，民族的前途，民众的苦难使得中国现代人物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感人的道德力量。中国艺术家怀抱“艺术救国”的理想，以画笔作武器，或奔赴抗日前线，或深入民间边地，或在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以美术的方式记录国难，宣传抗战，创作了一批以民间疾苦为内容的情感丰沛、形式新颖之作。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艺术家救亡图强的爱国热忱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同时，还体现了他们艺术救国和艺术革新的高远志向。

　　救亡的时代主题一方面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爱国热情，使得他们直面人生，关注现实，思考民族的命运，实践“艺术救国”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抗战也为“艺术革新”提供了契机，尤其是促进了写实主义绘画的推行和中国人物画的变革。

　　抗战之前，中国画坛还沉浸在隐逸的古典之境和浓重的摹古氛围之中，艺术家躲在象牙之塔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艺术失去现实的血肉，更无创造的活力。大量陈陈相因、毫无生气的作品充斥画坛。以中国人物画为例，到处都是高人逸士和古装仕女，不是采菊东篱，就是坐看云起，不是秋风纨扇，就是踏雪寻梅，画家所表达的无非是清高自许的颓废情怀，人物画因与现实脱节、与时代游离而日趋僵化。

　　抗战爆发后，隆隆炮声震醒了“桃花源”中的艺术家，他们不得不泅回现实的海面，走出泥古的怪圈，直面苦难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抗战消弭了当时中国画坛上的种种论争，为抗战而艺术的指导思想，被各种类型的艺术家广泛接受，而宣传抗战需要写实的形式。同时，抗战流亡也使得许多艺术家亲身感受到民间的疾苦，促使他们能够创作直接取材于现实的抗战人物画。徐悲鸿、蒋兆和、赵望云、沈逸千、吕风子、黄少强、方人定、关山月等人，均以写实的手法，直录现实的苦难。抗战使得写实主义绘画得到推行，以取法西方写实主义为主的融合中西的艺术实践推动了人物画乃至中国画的革新进程。与现实疏离已久的中国画经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开始“走出超现实的乐园，而进入现实的炼狱，从非人的走到人的，从无关心的走到关心的。”（傅雷语）为国难写真的抗战美术在当时发挥了警醒世人、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并推动着中国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中国现代人物画始终围绕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大命题而发展，因此而产生“传统派”和“融合派”。融合派又因取法西画的不同而分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代主义流派。前者以徐悲鸿为代表，后者则以林风眠为代表。林风眠将传统水墨画的写意精神和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主义相结合，化生出具有强烈现代色彩和生命情致的作品。他的人物画尤其是“新仕女画”调和了法国印象主义、原始主义的色彩和中国传统水墨的韵味以及民间美术的朴拙，其独具一格的彩墨画表达了一种宁静悠远的诗意之境，堪称“调和中西”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