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古代先民，包括游牧族群，就创造了粗犷、朴拙的原始岩画、地画，寄托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而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活跃在浙东余姚河姆渡平原的原始先民，就开始尝试在器物上刻画猪、稻穗和双凤朝阳的图案，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先人创造的艺术品，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聪明才智，而且还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与凝聚之力，苍郁挺拔，生机勃发。

　　我曾在北京长安街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之后又回到故乡杭州，在西子湖畔的中国美术学院从事美术学的教学。虽然历史学与美术学是两个不同领域的学科，前者以政治、经济为大端，后者以视觉美学为大端，但两者却有着不解之缘：历史产生了美术，美术丰富了历史，它们都折射着过去，启发着现代，发展着将来。而且，历史文献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美术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时代气质，美术作品则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历史文献所论述的社会。我的导师谢国桢先生（1901-1982）晚年曾著有《两汉的社会生活》一书，以汉画像与《汉书》、《后汉书》文献互为佐证，论述汉代历史，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视界。受其影响，当我阅读史籍、欣赏美术作品时，就有一种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欲望，以求相得益彰之效。

　　值得庆幸的是，我曾有缘长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翻阅明清档案，欣赏明清艺术品，并跋山涉水到青海、西藏、新疆、云南去考察中国少数民族的美术，之后又有机会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欣赏祖国的千年遗珍；还飞赴欧美日俄、东南亚考察散藏各地的中国艺术品，方能从大量的文献与美术品中领悟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那律动的脉搏和起伏的呼吸。我想，以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去审读美术作品，或以美术作品为史料研究历史，应当是摆脱历史学与美术学互不往来积习的良方，也是克服学究气与腐儒风的佳药。

　　1999年、2002年、2004年，郑培凯教授三次邀请我到他所领导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作有关中国古代美术与社会历史的演讲。这个系列的讲座，上起汉代画像与社会生活，论及南宋杭州与文人绘画、明代“吴门画派”、晚明“松江画派”、八大山人的画风、“扬州八怪”的世界、任伯年的画作，还涉及乾隆皇帝的美术事业和中国少数民族的美术特色，为我提供了一个图史结合的学术平台。

　　我力图以史论图，以图证史，深入浅出；力图揭示美术作品那视觉表象下的历史深层文化内涵，并以此来激发听众的审美情趣。尽管不少听众是初次接触美术的学术讲座，但中国美术的智慧与魅力以及中国历史的深厚文化积淀，却把他们吸引住了。不仅有专修学分的城大学子来听讲座，而且还有不少业余的听众，有时前几排的走道上也坐着听众，其中有须眉皆白的长者，还有患足疾的残疾人士。他们在课堂上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课后频频发问，并且不时鼓掌，鼓励我自由地演讲，使我这个带有“香港是文化沙漠”偏见的人大受教育。让我惊喜的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还专门对我的讲座作了整理，蒙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培凯的推荐，承广西师大出版社厚爱，得以在内地出版。郑培凯教授推介认为：“对于一般读者，等于是在夜空中开启了一扇天窗，使我们看到了星辰闪耀的辉煌；对于已经进入美术之门的读者而言，更是治学的津梁，引导他们走上山顶的天文台，指点天体望远镜的各种用法，观测学术宇宙的奥秘。”拙著屡蒙友朋奖掖，今又得浙江文艺出版社青睐，增补未及整理的数讲，调整图版，修订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