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和西学在
人文艺术方面的
成果不同
非项目、非课题的自然成文、类次成书与课题攻关的体系庞大、规范严格
国学和西学在
人文艺术方面的
成果不同
非项目、非课题的自然成文、类次成书与课题攻关的体系庞大、规范严格
国学的成果，表现为非项目、非课题而“无体系”、“无规范”的“自然成文”（苏轼）、“类次成书”（顾炎武）。而西学的成果，则表现为课题攻关的体系庞大，规范严格。换言之，国学的成果，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感悟出来的，以札记、随笔、题跋为主要形式。即使沈括的《梦溪笔谈》、顾炎武的《日知录》，够煌煌巨制了吧？实际上也是大量“自然成文”的随笔“类次成书”。而西学的成果，是在隔离日常生活中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地攻关出来的，一定是煌煌巨制。所以，一者显得散漫、松灵，一者显得重大、严肃。国学的《梦溪笔谈》、《日知录》等，每一个短篇都可以独立成文，而西学的《美学》、《判断力批判》等，则是一个逻辑的整体。
近见国内某知名文史专家论学术的创造，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他没有谈具体的细节，怎样引文，怎样注解等等，而是讲大的要点。我以为非常到位地厘清了今天正流行于国内学界的西式“学术规范”。概括为四：一、要有好的选题；二、要懂得行情；三、要有足够的厚度；四、要有好的方法。
具体而论，你要做一个课题，一个项目，研究也好，创作也好，要想使它有学术的价值，必须首先苦思冥想、深思熟虑、反复论证出一个“好的选题”，可谓“选题先行”。然后申报立项。
其次，必须使这个选题取得好的行情，为学界乃至社会所好评，如重大发现、主要创新点、填补空白等等，而且，这一切都必须为社会所关注或吁请社会来关注。
第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足够的厚度”不仅表现为计划中完成之后的篇幅，更在正式动手之前，取得思想的厚度、材料的厚度。包括罗素、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尽可能完备的关于本选题的材料包括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等。
第四，选用好的方法，即“方法论”，我准备用图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的“学”来开展本课题的研究。在这四条的充分准备之后，然后从事具体的工作，最后完成创造，形成体系庞大、规范严格的学术成果。如黑格尔、康德、委拉斯贵兹、鲁本斯的成果，便是按照这样的“学术规范”研究、创作出来的，选题、行情、厚度、方法俱臻“高大上”。今天中国的不少专家，“中国思想史”、“苏轼诗词研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一系列的成果，作为国家课题、国家项目，乃至不计其数的学士、硕士、博士、职称论文，同样也是如此弄出来的。但康德等的成果，遵循了如此的学术规范，当然价值重大，不仅学术性很强，而且学术价值很高。而我们的专家，遵循了同样的学术规范所完成的成果，尽管学术性很强，远远强于孔孟、苏轼、顾炎武，但学术价值似乎并不大，并不高，通过评审验收获奖之后，基本上便没有什么用了，有的甚至只能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到造纸厂中打成纸浆再造新纸。
反之，孔孟、韩愈、苏轼、王阳明、顾炎武等等的著述，几乎完全不合学术规范，不仅学术性不强，简直一点没有学术性。他们的任何一篇著述，几乎都没有经过先行的选题论证，也没有考虑什么行情，而完全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某事而即兴感悟出来的有感而发。苏轼不到庐山，能发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重大哲理吗？当然更不会去关注人们是不是需要我在这方面有所发现的“行情”。“足够的厚度”也没有，篇幅大多非常短小，即使宏篇巨制如《梦溪笔谈》、《日知录》、《资治通鉴》，也是几乎不成体系的“类次成书”，将一个个独立的成果合并到一起而已。思想的厚度，讲不清，故不论；资料的厚度，苏轼决不可能去收全了前人所有关于庐山“研究”的成果再去做《题西林壁》。他的其他文字，引用前人的资料更多有错误！方法呢？更不讲究，不管什么方法，全无定质，“辞达而已”，几乎称不上什么“方法论”。总之，他们的著述成果，包括董其昌、八大山人、石涛的画，一点没有“学术性”。然而，这些学术性很不强的成果，能说它们的学术价值不高吗？
如果把国学的文化成果比作木构建筑，它的每一个构件既是从属于整体的，又各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把它从安徽原拆下来，用这些构件，又可以原建到上海。而西学的文化成果则好比钢筋混凝土建筑，它的每一个构件都只能从属于整体，而不具备独立的价值。把它从原址拆毁，便成为一堆废墟，根本无法用拆下的构件原建到别处。
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自信”，所以重视传统，所以在传承传统了。但站在西学的立场去认识、研究、传承传统，好比英译本的《红楼梦》，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没有了用国学的立场去认识、研究、传承传统，就好比没有了中文繁体直排版的《红楼梦》，对于传统，对于《红楼梦》，肯定是严重的欠缺。
我多次讲到，有国学中的文史，也有学术中的文史；有国学中的书画，也有美术中的书画。实际上，就是有国学中的传统，也有西学中的传统；有中文繁体直排版的《红楼梦》，也有英文版的《红楼梦》。而学术中的文史、美术中的书画，正属于西学中的传统，英文版的《红楼梦》。包括苏立文、高居翰的“中国美术史”，同今天国内专家的“中国美术史”一样，都属于英文版的《红楼梦》；而张彦远、郭若虚的“中国美术史”，则属于中文繁体直排版的《红楼梦》。
毫无疑问，西学中的传统在今天之大兴，尽管其学术价值不高，这是因为刚刚开始引进而尚未成熟之故；但以其学术性之强，对于传统走向世界、接轨国际，对于创新传统、坚定文化自信，肯定是必要的，有重要意义的。但没有了国学中的传统，虽无害于传统走向世界、接轨国际，但对于我们坚定文化的自信并实现传统的真正传承、创新，难免迷失方向而走到不是传统。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不乏有志于继承、弘扬传统的专家，并由专家们的学术而将他们所认识的传统推行到大众的生活。但这些专家们学术中的传统基本上属于西学如西方“汉学”家立场上的传统，而不是如叶恭绰、张宗祥等学者们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也即国学中的传统。无非西方的“汉学”家们只研究，不践行、不弘扬，既无意于替中国弘扬中国的传统，更无意于在本国融合中国的传统。而我们的专家则不仅研究，而且践行于弘扬，尤其用他们对于传统的认识来呼吁大众的践行、弘扬传统。这些都是必要的，是传统创新多元方向中不可或缺的一元。但没有了国学中的传统，没有了如张宗祥等学者所研究、认识、践行、弘扬的传统，传统的文化自信中最根本的一元便不复存在，传统也将因此而被“创新”为另一种“传统”甚至不再是传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传统在“拷贝”中的走样是肯定的，不走样反而是不可能的。但离开了“旧邦”，所谓的“维新”必然使龙种孵化为跳蚤。而传统的“旧邦”，正是国学。可以有不是国学而是西学化的传统，但不能没有国学的传统。我们需要让传统“走出去”，但更需要我们对传统“走进去”。西学化的传统，可以把传统创新为如西方的“汉学”，从而推动传统的文化和国人更有力地走向世界；国学的传统，可以使传统创新为如佛教的中国化，从而推动传统的文化和国人更自信地走进传统。
当然，打着“传统”的旗号，可能搞成不是传统；同样，打着“国学”的旗号，也可能搞成不是国学。根本不是跟着形势见风使舵，而是自己的本心中要有这个东西，深入骨髓，而无论形势是不是流行这个东西。
（作者为史论家、书画家，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