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我去中国旅行时，还是一个孩子。每周日晚上都去我们家称呼“中国人”的饭店用餐。我当时是“冒险者”，记得我要了炒面和海带汤，这是我家在中国常用的晚饭。

　　第二次去中国时，是1945—1949年那段时间，当我还是一个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学生，我曾经发现和收藏了一本在1910年翻译成英文的老子《道德经》。我的朋友又给我一本1945年再次印刷的“中国艺术”的书，该书来自1925年英国柏林顿杂志的专题版本，其中印有10—12张大幅色彩的中国画。从中我被激发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当我在伯克利上高班时，我选择了中国诗文的课，学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杜甫写的他被放逐后的流亡生活中所充满着怀旧、悲怆、遗恨的诗作。此外我还选择了从汉到隋的《中国哲学》课，是北京大学的访问教授主讲的，还有一位德国老教授SIR AURELSTEIN讲授佛学的课，他还为我们放映了发黑的着色敦煌幻灯片。

　　在上世纪40年代我已充满了对中国的向往和想象，直至1986年。那时我在旧金山艺术学院主管学术工作，有机会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商定了双方交流项目，其中包括我院毕业生去中国的学习课程。从此我率领了一批又一批的旧金山艺术学院学生来华接受东方文化及中国绘画教育，我个人更抽出时间进行更加广泛的旅行、学习和收集素材。这使我四十几年来的梦想得以实现。在浙江美术学院听课时，我总是和学生们分享中国画和书法的教学实践，并且聆听了由浙江美术学院的优秀教师讲授的中国美术史。每次我都携带着记录本笔记，我的记录本随时随地将中国所看到的地方和事物作画记录，实现了我在40年代当学生时的梦想，并且一直延续到我作为艺术家的一生。

　　马丁写于2008年8月

　　叶其璋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