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报：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培养的第一届本科生和第一届的研究生，请您谈一下上世纪60年代在央美美术史系学习书画鉴定时的往事。

　　薛永年：我国20世纪以来的书画鉴定和鉴赏也就是区别真伪优劣的工作主要是在博物馆等单位进行，这方面的专家集中在公私收藏界，而不是在高校。

　　但是到了1957年，随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美术史系，1960年到1965年，培养出第一届毕业生，我就是1960年入学的本科生。学校考虑到基础的重要性，于是就请了两位书画鉴定专家来给我们上课。一位就是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被誉为新中国首席书画鉴定家的张珩先生。当时国内成立了三人鉴定小组，由张珩负责，他与韩慎先、谢稚柳到各地去看画，后来韩慎先去世了，就补充了刘九庵。印象中的张珩先生一直都比较忙，他1963年去世之前给我们上了两次课，之后又请了张珩在文物局的助手后来去了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徐邦达先生接着给我们上了8次课。他从开始的通论一直讲到各朝各代，内容非常丰富。两位先生讲得灵活细致，当时我们大概有十八九岁，不见得完全能接受，但感觉非常有意思。

　　张珩先生给我们上课，不是告诉你这是什么，而是告诉你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结果。以书法鉴定为例，他说“了解书法是怎么写的，用什么工具在什么条件下写的，就能够看出时代的区别。比如唐朝和宋朝就不一样，唐朝人用的笔毛都比较硬，那时的桌子也矮，高度相当于现在的茶几，要悬着胳膊肘才能写；宋代有高的桌子了，可以把胳膊肘枕在桌子上写了，所以毛笔也有变化了，书写姿势、工具材料直接影响书写效果。”他结合着各个朝代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讲文化艺术，一下子就把问题讲透了。

　　徐邦达先生善于拿现代的知识去讲古代的画家，谈到清代画家华喦，徐先生说他晚年手抖，可能有心脏病，后来我们在看华新罗晚年作品的时候就会留意这个印象。他讲古代的字画在传播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多是些大名家的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不是说历朝历代没有小名头书画家的作品，而是从宋代就开始就把唐代的小名头变成大名头了，马就是韩干，牛就是戴嵩。为什么现在看到南宋马远、夏圭的作品那么多？是因为明朝画院的画家学马远、夏圭，造假者把他们的改成马远夏圭款了，所以画家越有名作品就越多，多了就有假。”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结合历史发展讲得很透。

　　启功先生也给我们上过课，讲到什么叫书法的藏锋？他说：“藏锋就是在开始写一横一竖时，都要把笔先折一下，然后再往前运行，含蓄有力，到结束的时候再把笔收回了。这个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做衣服的锁边，懂了吧？”太厉害了！绝对是一流的专家，以我们年轻人的知识结构也完全能听得懂，而且一下子就听进去了。

　　几位先生都非常善于教，能抓住要害来讲，所传授的知识、经验、道理深入浅出，不仅告诉你是什么，而且告诉你为什么，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艺术与社会物质文化条件的关系，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视艺术本身的规律。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接受五四传统的年轻人，我们开始比较喜欢的是写实的那一路，对清代四王这种离现实比较远的艺术就不很理解，可是鉴定画儿不能只鉴定写实的呀，不写实的怎么办呢？这些先生们在授课中使我们认识到，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特点和追求，看画不能太主观，要掌握它的特色才能判断其时代归属和个人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