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报：1973年春，您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母校任教，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的史论力量是怎样的？

　　俞守仁：浙江美院的美术史论力量也相当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王伯敏教授，与央美金维诺先生南北呼应。另一位年长的史岩教授，在中国雕塑史、民间美术等方面研究深入，据金维诺先生回忆，还是他走上美术史道路的启蒙老师。

　　1973年我从中央美院进了浙江美院理论教研室，当时我31岁，在理论教研室是年龄最小的，当时有史岩、卢鸿基、王伯敏、朱伯雄、钱景长、严摩罕、谭永泰，后来杨成寅、林文霞调回美院担任学报负责人，后面又有欧阳英、潘耀昌、章利国、樊小明、任道斌、洪再新、毛建波等人。学校分配我教中国美术史，史岩是雕塑史、王伯敏是绘画史，那会儿一周有两节全院的中国美术史课，我和王伯敏先生两人分着上。王伯敏老师后来组织我们写的第一部著作是《132名中国画画家》，后来他又主编《中国美术通史》我也参与写了。当时理论教研室是包括文化课的，外语、文学都在一块，后来慢慢分出去了，文化课成立了基础部教研室。

　　朱伯雄老师和我是同一年分配到学校理论教研室工作的，朱老师教的是艺术概论。记得当时我跟他住在美院的小房间里，他非常用功，到晚上都在听电台的“英语900句”来学习英语。他掌握好几门外语，都是慢慢自学的。朱老师很多成果都是出在退休以后，他出了很多的书。他那本《世界美术史》最早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写了中国古代美术的一部分。当时北京的中央美院应该说总的力量较强，从早期来讲，有一个美术史系，我们只是一个理论教研室，应该比我们稍微强一点，但是后来王伯敏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再加上朱老师的《世界美术史》，这两个著作在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我从事中国美术史教学，从1973年至2003年，整整30年。与其他专业老师不同的是，我除史论系的课外，最多的工作量是全院的“公共课”，听课的几乎包括大部分专业的学生。我上过课的学生，大约有数千人，可以自夸为“桃李满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