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开班的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陶瓷艺术理论评论人才培养》高研班的第一堂课程是《中国陶瓷史研究》，第一个学员问题则是关于当代建盏制作者的普遍困惑。这位同学长期在景德镇从事建盏的研究和烧制，坦言自己的作品虽然已经得到很多圈内人的认可，在面对市场时却常常要面对一个多少有些尴尬的问题：不是在福建烧制的建盏还能称之为建盏吗？

　　这位学员说，与自己的情况相似，不少建盏制作者的产品品质不差于今天建窑的产品甚至高于福建很多同行，却一直普遍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即建盏的名分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不但市场价格颇受影响，而且也挫伤了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经验所积累起来的自信心与自尊心。

　　这是一个关于建盏的问题，却反映出远远超出建盏乃至陶瓷范畴的问题。由于建盏的巨大声望，千余年来不仅在福建建窑及其周边地区大量烧制，全国很多地区乃至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不乏仰慕者和逐利之人争相仿制，水平高超者不乏其人。若是单纯地视作斗茶会友之用，大概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出身和名分之争。然而，瓷器在中国的文化中远远超出了其功能性价值本身，而与文学、艺术、财富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今天，从大的环境来看，有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语境，从小的层面看，与当代艺术品市场以及部分人群的复古生活风尚有关，建盏同其他的传统工艺或当代艺术作品一样，本质上已然基本脱离了简单的实用功能，如同刘益谦手中那只2.8亿的鸡缸杯；同样，建盏也脱离了单纯的陶瓷概念，而被附加了诸如传统、国粹之类的所指，甚至肩负了地方和国家的文化使命与时代课题。

　　名正才能言顺。正因为建盏背负的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种种，“出身”和“血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论是对个人收藏还是地方乃至国家的文化战略而言都是如此。为了避免名分界定标准的困难，延续古老的“建盏”出身来历显然是最为简便和易操作的。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能够烧制高质量建盏的地区、工匠和艺术家远远超出了福建和福建人的范畴，但所谓的“血脉纯正”意识和“根正苗红”情结依然普遍存在。这不仅仅是文化心理和历史惯性使然，也与当前的艺术市场的生态息息相关。

　　建盏的名分问题多少有些像当代艺术中的“原作”问题。关于“原作”的讨论之所以近年来颇受关注，更多地是因为“原作”与否直接关系到其收藏价值和市场表现，而非必然地与作品水准的高下有关。为了证明某件作品是某某艺术家或大师的真迹，可谓是花样百出，要么让艺术家亲笔签名，要么让作者与作品合影甚至录像为证。而某些已经受到市场认可且无暇或无意每件作品都亲力亲为的艺术家，则在助手流水线般完成的作品上象征性地润色几笔，然后优雅地签上自己的大名，便成了不容置疑的“原作”。艺术家本人或者批评家或许是不满意的，但对于收藏家和艺术市场而言，这已经足够了。作品水平优劣，艺术价值的高低，那是留给时间或者下一个接盘者的事。

　　当然，建盏的名分问题，与艺术作品的“原作”之争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区分艺术作品“原作”与否的标准在于是不是艺术家本人创作（至少是部分创作或有本人签名），“正统”的建盏则以是否产自福建建窑、符合某些基本特征和重要指标为依据。艺术家本人创作一般被视作作品水准的保障，来自建窑的标准器则是收藏和把玩“原汁原味”的建盏的保障。不难看出，两者都将对象本身的品质寄托在了一些相对容易辨别的符号上，即便艺术家的某件作品与其实际水准有所出入，或者福建以外的某些建盏品质达到甚至超过了建窑，也并不影响“原作”的收藏价值和市场表现。相反，即使某件作品并不是艺术家本人创作，或者某只建盏并非建窑烧制，只要有了艺术家的签名，或者将外地的建盏运到建窑附近，甚至只需在福建范围内售卖，在很多人的心中便可等同“原作”。原作，已然变成了那些自欺欺人、附庸风雅或者别有用心者习以为常的心理暗示和语言游戏。

　　高研班培训的间隙，我和几个同学去城郊一家陶瓷市场闲逛。不时有外地牌照的大巴车进出，一拨一拨的游客行色匆匆地选购着各种印着景德镇字样的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的瓷器。一位同学忍不住低声对我说，这些瓷器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广东。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