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诞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后不久，即传入中国。1844年，《黄埔条约》签订仪式上，爱新觉罗·耆英是首位被拍下的宫廷人物，成为中国宫廷人物摄影的滥觞。1846年的香港报刊，已经刊登售卖照片的广告，商业性摄影从此大行其道。

　　老佛爷的“自画像”

　　摄影术传入的时代，传统的肖像画依然兴盛，从历代皇帝的御容到世家大族的祖先画，或是乾隆《是一是二》图中的写生，当时人习惯把照片称为“小照”，而照相就像画肖像，有着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意涵。

　　1903年，清朝驻法国公使裕庚任满回国，慈禧太后命其女德龄、容龄随侍身边，并请其子勋龄为自己拍照。裕勋龄曾为慈禧太后拍过至少12个场景，不少于50张照片，并一连冲洗了700余张，地点大多在西苑和颐和园。这些照片形式上大体分为人工布景照和室外风景照。人工布景照大多选在安置宝座的厅堂，其陈设、服饰等皆不相同。以服饰为例，衣着有团寿字、蝶花、缠枝莲等，头饰有两把头、耳饰、护指、佛珠等，姿态也有全坐、半身、执扇等。若是室外风景，则风景各异，或漫游湖上，或栖身竹林，或在荷塘，乘坐的肩舆、游船乃至后妃、太监、宫女等皆不相同。

　　慈禧太后照片的最大特色，是对其地位的凸显，形成一种“唯吾独尊”的气势。虽然慈禧并非摄影师，但其照片完全服从个人意志。屏风之上，常打着横幅，书“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或“大清国当今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等，皆为光绪皇帝御题，并钤国玺。有些照片，虽无条幅，但构图以慈禧太后为中心，通过高低的差异，站与坐的差异，光线明暗的差异、人物位置远近的差异等，凸显慈禧太后的核心地位。有时为了刻意达到效果，而忽视构图的平衡性，画面显得凌乱。慈禧太后的室外照片，比如慈禧太后扮观音像，已经考虑到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构图，光线从竹叶之间洒落，荷叶的千姿百态，形成阴暗、虚实的变化，类似中国画用墨的浓淡干湿。

　　这些“御容”，除了悬挂宫内各处，聊供自鉴，还被赏给王公大臣及外国公使，不仅是礼仪性的赠礼，也隐喻着权力与秩序。很多甚至刊登在欧美的书刊上，是欧美人了解清朝统治者最直观的材料。

　　郎静山的“山水册”

　　如果说慈禧太后的摄影作品过多涵涉政治话语，那么郎静山的山水摄影，则以相机为画笔，在纷乱社会环境中，觅寻“无我之境”。

　　在郎静山看来，相机是机械的，常受天时、地理、角度等限制，构思虽好，却不能臻于理想境地。他发明了集锦摄影，集合多张底片中的景物，依照构思，创造出全新的景象。既萃取古代山水画的构图，在创作中融合南齐谢赫的绘画六法，尤重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又强调“各照片的配合，须近景、中景、远景，层次井然，合乎人目自然透视的原理”。其在《漫谈摄影》中曾谈到：“（艺术摄影）所采构图理法，亦多与吾国绘事相同，如凑合数种底片，汇印于一张，若吾国画家之对景物随意取舍者然”，且“取底片之一部分，剪裁成章，及用长焦点镜摄影，在适合角度，求图面物象匀称，与吾国画中，远近物体、匀称而无大差别”。将中国绘画风格与摄影技法相结合，并形成了独特的“郎氏风格”。

　　郎静山以风景为题材的集锦摄影作品，不仅模仿中国古代山水画，也试图在模拟绘画形式的同时，模拟出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艺术风格。在其镜头中，崇山叠岭，烟云缥缈，远山一抹，枯藤老树，多是托物言情，而罕有行人过客，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虽然在透视处理、线条结构、画面比例等造型方法上与西洋艺术迥然，却以其仿中国画、写意抒情的风格，而备受推崇，洛川在1942年发表的《郎静山谈摄影艺术》中评价道：“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风格，古色古香，宛如国画，不仅代表了我国的艺术精神，并且发扬了东方艺术的精神。”

　　近来老照片收藏日渐火热，宫廷照片、名家作品、名人肖像等都备受关注，具有史料价值的照片则更显名贵。2011年，萨空了收藏的1963年北京京剧团赴港演出照片，共22册，以345万落槌。2012年，一组中国营造学社拍摄的照片，共计682张，以402.5万落槌，再创新高。照片作为记录历史片段的载体，应当引起重视，而作者或照片主人公的意图，也不该被湮灭。

　　（作者供职于杭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