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杭州书画社成立60一甲子之际。回望60年风雨路，有多少故事被遗留在这条路上；1959年，杭州书画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生，屹立于湖滨44载，见证了多少杭州人的故事，陪伴了多少少年的成长，如今让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一段段故事，忆起当时的懵懂。

　　当年，杭州书画社就如一所“美术院校”，吸引着马一浮、潘天寿、沙孟海、张宗祥、吴茀之、陆抑非、周昌谷、陆维钊、诸乐三、谢稚柳、唐云、程十发、刘海粟、王个簃、马公愚、方介堪、韩登安、沈尹默等众多名家流连光顾。

　　当年仰着头在书画社看画、趴在案台上观摩、拿着小本子临摹，那时候用心的，如今大多成为了德高望重的名师大家。

　　启蒙的故事

　　西泠印社理事陈墨：大概13、14岁，那个时候我家住在拱宸桥，书画社在湖滨。为了省三分钱的车费，徒步一个多小时，走到湖滨书画社，到那里去看展览。目的是什么？就是在他们的作品上找我的姓名，比如像陈仲芳的“陈”字。我在他们的印章里面找我的名字，把名字一个字一个字找出来，用铅笔记在本子上，再走路回来，刻到肥皂上面。当时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刀，就用铅笔刀刻；刻完以后，再回到学校找老师的办公印泥蘸一下盖到我的画上，写上我自己的名字，这样算完整了。这样一来就觉得刻印章蛮有趣的，然后就跟印章结下不解之缘。

　　书画家董也山：我们家乡看不到好的中国画，我1960年到杭州，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杭州书画社，在此之前基本看不到好的原作，提高得很慢。1962年，有两个同学分配在书画社裱画部，除了学校上课，有空就往那里转。裱画部里全是好画，外面看不到；因为与裱画师傅熟悉，一张画在那里要看很长时间，看得非常仔细，心里在临摹。一看到原作，就好像你跟这个朋友手拉手了，很自信。就是因为经常去书画社，后来我对中国画就更感兴趣了，到了杭州就享受这份福。

　　除了潘天寿先生这一辈教授以外，包括孔仲起、童中焘先生也经常能看到。到了80年代，我们西湖画院最早的一次展览就是在那里，展出以后反响很大，美院的老师也都来看，看了以后提意见。也因此，社会上都晓得了我们一批画家小青年。书画社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启蒙，帮助很大很大。

　　成长的故事

　　浙江美术馆高级文物修复师、“杭州工匠”张孝宅：吕国璋主任有意识地培养年轻人。省里新出土的文物，都拿来我们书画社做。1963年，我们用蒸汽法抢救了浙江博物馆送来的五代《妙法莲华经》，1966年又用温水渗透法修复了北宋的《红罗绣花经袱》，这两件东西做好报上去，直到1987年才获得了文化部门三等奖。当年报上的得奖评语指出：“张孝宅采用蒸汽渗透法修复的丝织经袱经纬平直，图案清晰，为研究我国古代丝织，染色，图案，刺绣等工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上述两件文物，由浙江博物馆收藏已20多年，至今外貌和质地均未发生变化，证明这两项修复工艺技术过硬，为保存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事情做出来，书画社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后来单位培养我们裱画工作的人员，到北京故宫参加文物修复研习会，也到上海、南京、苏州博物馆参观，也有机会和徐邦达、杨仁恺这样的鉴定专家一起看画，这些都是我成长不可缺少的经历。

　　交友知心的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常委、西泠印社理事何水法：我经常去书画社看裱的东西，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看到古画、老前辈的画，我就用铅笔画下来，那个小本子到现在都还在。我在这里陆陆续续认识了很多人：陆维钊、吴茀之、陆抑非、沙孟海……包括周昌谷先生；有一次他在裱画工场讲林风眠，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他的表情我都记得很清楚。

　　1976年国庆前夕与吴茀之、诸乐三、陆抑非三位先生一起在书画社发表出版的花鸟四屏，那也是我的作品在全国第一次发表。当时，同年轻朋友有碰撞的机会，能够向他们讨教的唯一比较上档次、亲民又能近距离接触的也就是杭州书画社。我一个求学求知、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在这个地方，偶尔能够见到老前辈；当时书画社很活跃，逢年过节都搞展览。我非常地荣幸，因为当时跟沙孟海、陆维钊、吴茀之、诸乐三等先生就在同一个橱窗里展览作品，年纪最轻的就是我，也承蒙他们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