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存在的各种问题长期以来深受诟病，矫饰的伪传统、西方样式的拿来主义和生硬拼凑，以及过度的市场投机色彩和泛滥的观念艺术等等，似乎并没有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逐渐发展而有所改观，反而愈演愈烈。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艺术环境与历史进程中，艺术本体的自我建构、调整、修复和发展能力似乎有些先天不足，而这种先天不足在今天面临着更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如果说中国早期的艺术先行者们至少还保有一种积极的、相对纯粹的艺术理想，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观念艺术和网络信息技术泛滥背景下标准的混乱、定义的实效和话语权力的多元与模糊等因素的不断扩大，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困境不但有源自百年前的先天不足，更有今天错综复杂的现实制约。曾经的理想主义已然变得廉价，甚至沦为嘲弄的对象和投机主义者的遮羞布。

　　这是一个观念主导的时代，既为那些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感知力的艺术家提供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也为不少善于投机的“南郭先生”提供了有效庇护。不管某些艺术家的本意和思想深度如何肤浅，好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语汇本身具有极大的内涵和阐释空间，只要不是套用得过于离谱，它们所包含的中国（东方）式的感悟在与当下艺术的接触和对话中仍然能够自觉地形成某种契合，只是这种契合可能连艺术家本人都意识不到。而批评家此时的重要性就在于尽可能充分“发现”和“发掘”作品所可能生发出来的意义，替艺术家将其作品尽可能地扩充、丰富。很多时候，作品中所谓的传统精神和思考，是由某些批评家后续添加完成的。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现象，即一方面，信息技术让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手段和可能性，话语权力结构也从一种表面繁荣多元的方式逐渐引发着更深层的社会担忧。中心论、二元论和权威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颠覆。无论以何种方式与何种态度，似乎人人都有能力对任何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表达观点，任何一种官方或个人的价值判断都会拥有大量但未必真诚的拥趸者及反对者。博伊斯毕生追求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愿景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似乎已然全面实现了。不但如此，“人人都是批评家”甚至“人人都是哲学家”、“人人都是社会学家”。另一方面，在令人眼花缭乱、心生疑窦却又不明就里的所谓现当代艺术面前，广大普通民众却又是“失语”的。这种“失语”当然不是官能层面的失语，恰恰相反，是在旺盛和纷繁的表达欲望背后的茫然、盲目与不自信。虽然多数当代艺术作品都标榜文化思考、社会关怀和人类面临的普遍危机，体现出汲汲的社会担当姿态，但实际上罔顾具体的现实和国情，以及普通民众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接受能力，更多地不过是闭门造车式的符号堆砌和概念嫁接，或者煞有其事地沉浸在自我臆造的逻辑与图式体系之中。

　　不过，越是在价值多元化、表达个体化的今天，从国家意志到每个普通个体对于主流文化和精英艺术都有着绵延不绝的内在需求，这是人们对于自我不断提升的内在需求本能所决定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普通人走进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博览会甚至拍卖会现场，越来越多大中城市频繁举办国内外经典作品展览并且常常人满为患。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俨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画院集合了中国最优秀的创作和理论人才，同时也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时代使命，集创作、研究、人才培养、收藏和交流等职能于一身，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艺术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在绝大多数社会大众眼里，画院同博物馆、美术馆等一样，都是这个国家最优秀、最重要的艺术作品的集中地和传播者，同时又有博物馆、美术馆所不具备的源源不断地培养优秀艺术家、创造优秀艺术作品的特殊职能。事实也的确如此，经过国家和无数优秀艺术家长期苦心诣旨的经营，到今天形成了从中国画院到各地画院相对完备的管理机制和比较成熟统一的创作理念，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中无可置疑的高原式存在。

　　不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机械化生产的现象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画院作为兼具现实职能和象征意义的艺术机构，如何在充满乱象的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中自处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画院需要抵挡住来自消费文化、资本市场和西方当代艺术观念样式的诱惑，恪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现者的重要职能，另一方面又不能固步自封，而要积极地借鉴传统和当代艺术的优秀成果与成功经验，鼓励创新和多元化实践，并在注意逐步满足和提升普通民众文化素养、审美能力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出一条用鲜活、感人和有力的作品将民族命运、国家意志和人民需求实现有机统一的话语模式。画院，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国家队”，不容置疑地提示着中国自古以来艺术创作“成教化、助人伦”的本质属性和当下使命，让自己熔铸历史、见证时代的同时，也给年轻的艺术学子和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相对冷静而清晰的参照系。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