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疫情的关联，从单体病毒，最后涉及到了社会治理、医疗体系、信息媒体、个人心理、科学伦理、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国际合作等一系列问题。

　　设计是一套方法，一套系统。设计思考在未来是否可以通过跨学科（学科融合），变成了一个普遍性的、面对问题解决的思维路径。这样的思维路径，可能会影响到对未来的预测、决策和思考。可惜的是，我们大量工作都是为当下的企业、市场、消费在做设计和思考，很少从长远角度、从未来社会、科技、环境、经济与人的不确定性上去考虑。在国际上，有一批学者已经在做未来50到100年的设计思考，他们从设计思维的角度，考虑如何去融合其他的学科来预见未来社会发展的问题。

　　如果缺乏对长远的、前瞻的、不带功利性的角度去思考社会未来发展，就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一些申报的国家课题，大量地在做过去的、历史的、回顾性的研究，恰恰缺失了从设计研究、设计思考的角度，对未来社会发展进行研究。更遗憾的是，设计界或者设计研究界，对未来社会科技与设计关系的影响，未来环境、生态变化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影响、未来不确定性影响等方面的研究非常缺失。

　　这次也暴露出我们的设计对于社会民生、医疗这方面总体的关注度不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些年组建了未来实验室、医疗设计研究所和生态设计研究所等机构，应该是走在前沿的，然而从全国范围来说，大部分院校都注重在工程设备、交互设计、消费电子类（无人机、电子平板）方面，很少看到有学校或研究者，持之以恒地坚持去研究社会缺失的方面，工业设计院校的课程也极少去深入考虑医疗产品。在我作为日本G-Mark评委期间，看到日本大量的医疗产品设计，印象很深。小到针管、输液袋，大到复杂的医疗设备，甚至是一些精细的手术器械，围绕医疗的用品无所不包。但在国内的各种工业设计大奖上，很少看到这样的设计。

　　今天工业设计太受限于现状，更没有超越，从这次疫情来看，我们暴露了短板。围绕设计思考，我认为需要进入新的状态：今天不能再把设计仅仅是看作一个产品或工具、一个刺激市场的策略等等，它能够发挥的作用远远没有被人认识到。

　　挪威的医疗隔离装置是我以前的同学Border（博德）做的，非常不简单。这个封闭式病人运输产品完全是他自费投入在做，没有任何人投资。他是看到了非洲埃博拉病毒的情况，病人因为全身病毒，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接触，必须以封闭性方式进行搬运。这个设计最后通过了各种方式的测试，包括工程、技术上的实现性，是非常特别的医疗设备。当时我们还在想这种设备估计很难用上吧，没想到新冠病毒的爆发，产品被德国人直接买了。

　　作为工业设计师，他保持了一颗初心，孜孜不倦地投入这样一个在当时看不见商业效益的设计。这种精神状态我觉得在国内非常少，或者说很少有人有前瞻性的眼光去思考问题，所以设计师真正的责任和位置是什么？真的值得反思。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设计侧重点，不是说不要为现在的消费市场和产业去服务，而是要鼓励设计师关注社会、关注医疗、关注民生这些切切实实的需要，这样才能够扭转思路，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医疗系统、老龄化社会、社区关系、弱势群体、残疾残障人士保护方面，实在有太多东西要做了。

　　设计思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决策的预见，比如说运用设计思维与不同学科部门的合作，对未来进行预见，对不确定性进行预测，对相关预案进行提前思考。我看到在国外不少案例采用了设计思维去做对未来的预测。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对设计研究的重视，其实设计研究的核心就是通过设计思维，去思考和发现问题。

　　这次疫情问题，我们把它叫做Wicked problem（邪恶问题），在现代设计发展历史过程中，也就是在包豪斯后的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有一位系统思维的设计研究理论家赫斯特·里特尔，他后来成为了哈佛大学的教授，提出了Wicked problem的概念。邪恶问题也被译成棘手问题、恶劣问题，它的特点是高度复杂问题的互相关联，难以明确定义和琢磨，一个问题会牵涉出另外问题，而每个问题都是不一样的，譬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日本福岛大地震等。这正是今天社会高度复杂化背景下面临的挑战。

　　国际设计研究领域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数十年来发展出了诸多研究思路和方法工具。所以从综合系统角度看疫情，它不是自我封闭式的单体，而是从小系统引发了大系统，并涉及到了全球性，是典型的恶劣问题。今天的设计思维必须是多系统整合的知识结构，激发其他学科综合的、对未来的想象力和直觉性发现，因而具有一种直觉性和洞察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设计的任务任重道远。

　　（厉亦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