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指一个人走上社会之前所学习的专业；职业，指一个人学业成就走上社会之后所从事的专业。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学业、有职业，这里专论绘画这一行当的学业和职业。

　　黄筌、马远等的学业为绘画，当然，他们在学绘画的同时也学其他如书法、诗文等等，但其学业就是绘画，而不是书法、诗文。就像今天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在学物理的同时也学英语、语文、政治等等，但其学业就是物理，而不是英语、语文、政治。学业成就之后从事的职业也是绘画，当然，他们在从事绘画的同时也唱唱歌、跳跳舞，但他们的职业就是绘画，而不是唱歌、跳舞。

　　文同、苏轼等的学业为修齐治平的经史，兼及诗文。课余当然也画画，但肯定不是他们学业的课程。学成之后进入社会，所从事的职业是做官。做官之余空暇的时间，在欧阳修用诗文、书法来消日，在文苏则于诗文、书法之外，更用作画来遣兴。绘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职业，而是余事。但因为文同的官职清闲，闲暇的时间较多，所以画的是职业画工以形写神的一路，但毕竟又不同于职业画工的专职画画，所以在题材上只能局限于墨竹一种；而苏轼的宦海沉浮，动荡不已，所以无暇在绘画上投入太多的时间，不仅在题材上只能局限于枯木竹石，而且在画风上也只能随意而为，有道无技，虽心识其然而手不能然，自谓“不学之过”。

　　徐渭、董其昌、扬州八怪等等的学业是八股以应试科举，兼及诗文。课余同样也画画，但并非学业的课程。进入社会之后，则以绘画为职业。当然，其间的情况有不同。在徐渭，科举不中，一度入胡宗宪幕府为职业，帮忙更多地是帮闲；胡失势后沦为无业人员，遂以书画为职业谋生计。在董其昌，科举高中后以做官为职业，但他在其位不谋其政，实际上主要以诗文、书法、绘画为职业。在扬州八怪，科举后一度以做官为职业，余事作书画，后辞官，遂专以书画为职业。

　　20世纪的画家，大多以绘画为学业。潘天寿、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傅抱石等，在师范或美术学校中完成绘画的学业；齐白石、吴湖帆、陆俨少等，则或自学，或师资传授，在美术学校外完成其绘画的学业；张大千则既从师李瑞清、曾熙，又留学日本美术学校，完成其绘画的学业。独有溥儒、黄宾虹、谢稚柳，并不以绘画为学业，而是以经史修齐治平的通识为学业，绘画仅为他们课余的爱好，而非学业的课程。学业完成之后，以绘画为学业者当然以绘画为职业，无非有的为职业画家，有的供职于美术学院，有的供职于官方画院。而以经史为学业者，溥儒也以绘画为职业；独黄宾虹、谢稚柳并不以绘画为职业，而是以修齐治平为职业，绘画仅为他们修齐治平职业之外的余事。黄宾虹早年参加光复革命，民国后从事出版以播扬传统文化。谢稚柳早年任《中央日报》编辑、中央行政院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供职博物馆。博物馆不是以绘画为职业了吗？并不是的。相比于美术学院和官方画院的绘画职业重在个人艺术的传播和创作，博物馆的绘画并不是重在个人的艺术，而是重在国家历代绘画名迹的收藏、鉴定和研究。谢先生经常对人讲起，我的职业是博物馆的鉴藏研究，绘画创作只是我的业余所事。原因便在于此。

　　今天的画家，则基本上都是以绘画为学业，又以绘画为职业。

　　学业，有画之本法、画外功夫的不同；画外功夫，又有诗文性灵、经史大义的不同。而不论作为职业还是余事的绘画，在画风上又有形神兼备、不求形似的不同，包括中西融合，也有此不同。那么，今天以绘画为学业又以绘画为职业的画家，在文化的底蕴上又该何取呢？重画之本法、形神兼备者，不妨就画本身的文化技进乎道。重画外功夫、不求形似者，实不应以不求形似之前人范本为学业，而应以前人范本之外的诗文性灵为学业。重画外功夫、形神兼备者，实不应以形神兼备之前人范本为学业，而应以前人范本之外的经史大义为学业。所谓先求其所以然，然后求其然是矣。若先求其然，然后求其所以然则殆，遑论不求其所以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