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践的问题一定不能简单交于形而上的概念和认识，梳理脉络归根结底无法解决问题，知与行如果只是平行关系，永远没有意义。

　　白描作为区别于西方素描、速写而独立存在的一种中国艺术手段和形式，有其自身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在西方的艺术体系中，作为线性艺术的素描与速写之间，实质上并未有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美术教育于两者间明确的界定，但对于线条的认识与运用，本源上整个人类的感知具有共通性，从最早法国拉斯科洞窟岩画到两河流域、埃及绘画，都不难发现世界范围内处于不同地域和时间点下，线条在早期人类记录、图腾象征、绘画萌芽中所发挥的一致作用。

　　以至于几乎每一个孩子第一次拿起画笔在纸上涂鸦的时候，都是从线条开始的，这种趋同性反映出某种特殊的进化特征，由此看待整个人类图像艺术的繁荣轨迹，耐人寻味。历史人文、理性感性、结构光影等因素差别下，对于线条的塑造运用，发展出诸如素描、速写、白描等不同的分支，孕育了世界美术之林的异彩纷呈。

　　先会走路再会跑，这种逻辑具备实证性，人们所以认同。西方美术教育以素描、速写为基础，借助于这样的训练循序渐进，认识理解物像与结构进而塑造。与西方迥异，传统中国画的参与者除五代、两宋、明清官方画院外，从业群体并非由纯粹的画家组成，文人士大夫、僧侣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更依赖于画谱式的中国画基础教学，笔墨较于造型、结构等绘画因素呈现压倒性的重视，甚至影响到今天的学院美术教育。学院美术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西方的基础造型训练从另一个角度，为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开启了一扇窗口，衍生出了传统笔墨纸砚条件下诸多新的面貌与可能，也引发了长期以来纯粹性的讨论。

　　与今天中国画的教学机制遥相呼应，是早在五代尤其是两宋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得益于西魏宇文氏集团以来，历经隋唐两代至北宋更加完善的科举制度，以及当时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兴盛的商业条件，中国画有了壮大的肥沃土壤。两宋对理学的重视，科技文化艺术高度自觉，官方画院的成立对于绘画人才选拔严格，成熟并且规范化的教学制度应运而生，同时受封建门阀观念影响，自五代以来家族式的绘画结构，逐渐扩展为全社会唯才是举的教学相长。

　　借助于魏晋石窟壁画不同历史时期的多地开凿，历经隋唐两代本土化的政治宗教服务需要，中国传统绘画体系、观念、面貌、质量进入成熟完备的高峰阶段，百花齐放。整体性的社会需求，派生出了庞大的从业队伍，也促使绘画材料趋于更加便捷的绢本纸面，能够兼顾教学和创作的大量粉本出现，并不断被各家各派高手整理修改。而未加着色的白描粉本，又如同唐诗宋词中的白描手法，因对线条不同质感的细腻区分，以及所具有的完整绘画特征和高度审美价值，也被视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画种。今天我们所能看到那一时期为数众多的高水平白描作品，便大多来源于此。

　　宋以后，由于民族和阶级矛盾激化从而缺少了官方画院的元代，反映现实社会的作品越来越少，白描倒退为民间画工继承并多用以壁画的创作；明代绘画主流一分为二：对元代文人画和历经九十余年空缺后宋画体系两者的分别继承，虽然有了官方的支持，后者却因但战乱和体制的影响导致缺失过多，白描和与之相对应的工笔作品流于概念装饰；到了清代，无论在题材、技法、风格等方面大多因袭为主，多生硬僵板且纤弱。

　　因此，对于前人作品的学习，值得白描作者注意。并非留存至今所有的白描作品都值得学习，学习传统的意义恰恰是对比发现其中的优点和不足。我们需要区分其中线条运用的高低，造型的优劣，不同粉本间的借鉴关系和完善性，乃至于粉本所反映出的确切创作年代以及真伪。

　　历史的经验提醒我们，与写生紧密相连的白描，今天依然是每一名成熟中国画家的必经之路。这一艺术形式背后所体现出的，是中国画独特的造物观念和理解方式。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素描、速写在西方美术中具有相同的作用，白描更加纯粹地体现出作者对于构图、造型、结构的理解，乃至表现的方式。

　　作为记录的方式、研究的起点和深入的阶梯，白描一方面需要创作者具备相当的精准能力；另一方面，更需要作者明确出发的目的。一幅好的白描作品，不依赖于后期的笔墨、色彩再加工，便能在造型、构图、虚实等方面胜出，而不加取舍的面对对象描摹和仅仅流于熟练，更应当被警惕。虽然白描具备底稿的意义，但看待一幅白描作品的好坏，与看待一件完整作品的要求是一样的，作者水平的高低泾渭分明。

　　重拾花鸟画深入的不二法门，从起点正本清源，这或许正是美术报张伟民花鸟画名家工作室教学中安排长时间白描写生的意义所在。在当代花鸟画界，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以严苛的白描写生直接进行转换创作者，寥寥可数，而张伟民无疑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严师出高徒，行万里路式的写生对于学员来说，可能与想象中花鸟画学习的自在潇洒大相径庭，但对于张伟民而言，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人在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个阶段应该对自己狠一些，而其中的酸甜苦辣和所学所得，在众多学员的作品中自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