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柏轲著《中国画之风格·媒材、技法与形式原理》，于2020年1月正式面向中国读者。谢柏轲是该校艺术史著名教授，此书是他关于中国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不仅从多个学术角度系统介绍了中国画造型的媒介与材料，也对中国画的各种元素与表现形式、规律及其原理做了阐述。被学界称为“中国画研究的经典代表作” “一本从媒介与材料、技法、构图等视角多维读懂中国画的导览。”这些评价是中肯的，笔者亦对作者表示敬意！

　　此书能获专业人士好评和成为非画界人士了解中国画的导览，确实不易！谢柏轲教授系著名中国艺术史学者，曾在华盛顿大学执教多年，也担任过艺术史系系主任和艺术学院院长等职。此书的出版是他多年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丰厚积淀。书中对许多中国绘画（含陶器、壁画、青铜、雕塑、书法、画像石等）的分析至细，分别以红线逐一标示其意义，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术界效仿。正因为这种种原因，译书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就在情理之中。

　　诚然，一部出色的著作不仅能给读者带来知识与光明，也同时会对读来催发不同的认知。这些认知或许会在思考或是质疑的过程中，某种意义上也延伸了原著作的学术意义与影响。正是如此，我谈几点感想，权且以“迷离”称之。

　　“以书入画”，这是中国美术界（尤其是中国画界）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通常所指是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适当地借鉴、融汇书法的用笔技法，使作品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义，线条更加生动和具有内涵。

　　谢柏轲认为“中国画更多地讲求‘以书入画’，丰富多样的笔触弥补了设色的空缺。第一位善用这种画法的人，应是倪瓒的好友王蒙，他因画中繁密的皴笔而出名。王蒙不仅通过墨笔的干湿变化，还通过笔势的千姿百态与墨色的浓淡融合，营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书中对王蒙定位为第一位善用“以书入画”的人，显然不甚准确。众所周知，书画用笔“同源之论”最早见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他评价卫夫人、吴道子等用笔特点有“书画用笔同矣”之说。唐宋皆有书画家体现这种趋势，至元代已经盛行。赵孟頫就提出过“须知书画本同体”的看法。书画同源与同体，才让更多文人画中那些非专门绘画的人士借书法之优势进入创作。王蒙虽然也属元时“四大家”之一，长于山水画。但是他的风格是以繁密取胜，郁郁苍苍，纵横离奇，莫辨端倪。他擅长解索皴，创立“牛毛皴”，主要用于塑造山石的苍茫体貌形态，同时也丰富了作品的气象，有“气势充沛”的艺术感染力。显然易见，如此细密的线条很难将书法的用笔融入其中。何况作者所言“墨笔的干湿变化”与“墨色的浓淡融合”这些本身也非书法之所长，何言“以书入画第一人的成立？”，“丰富多样的笔触”更难弥补设色的空缺。因为中国画笔墨本身与是否设色并无太多关联，古代流传下来不少画面丰富的作品有设色者，也有未设色者。

　　书中还论述了破墨、皴擦与构图等问题。作者认为“破墨是积叠画法；”“皴擦，既代表一幅画画法的特点，又反映出物体的质感。这一名词与‘织物’近似”；“构图：再现的艺术”，以及多处将构图与构成同等看待。这几个问题给读者留下同样迷离。

　　破墨法，多指浓淡墨相互乘湿以墨或水、色渗入融浑，产生奇妙的墨色效果，而非积叠的技法。积叠法多用于积墨；皴擦无疑是中国（尤其是山水画）非常重要的表现技法。但以织物的方法比拟则显牵强，因为织物上不管如何仿照皴擦，但手法极其有限，而且终究还是平面上的刻划，但中国画中的皴擦运用便千变万化；至于构图，他独以“再现”为章，题意突兀难以连接。构图在南朝谢赫的《六法论》中曰：“经营位置”，语意十分明确。而再现或者表现，是指表现的主要形式与手法，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且再现比构图的命题更大，将“再现”列于“构图”之内加以阐述无疑欠妥。

　　一部好的著作如同一个光柱，能让过往者在光的照射下自由行走。谢柏轲教授是位西方艺术史学者，能撰写《中国画之风格》这样的好书，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中国画，其功甚伟。我们发现其中一些迷离之处，主要引起我们中国画界同仁通过他山之石掘出更多的当代中国画宝贵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