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北京张瑞田先生书法批评文集《砚边人文》，可谓痛快淋漓，又令人深思。

　　《砚边人文》共分三篇，57篇文章，均涉及中国各朝各代文化名流或学问大家，仅民国大师级就有：梁启超、鲁迅、陈独秀、章士钊、黄宾虹、齐白石、傅雷、高二适等，高达数百人……由这些人与物遗留在人世间众多的精彩人生和人文故事，恰到好处与书法批评结合，在分别写好名流大家简历、思想追求和社会地位时，先让读者“知人”后再“论世”，最后笔墨着眼点落实在名流手札艺术，以此切入书法批评。

　　比方《最后的士大夫——章士钊其人其书》着眼点先写章士钊“爱管闲事”，为高二适工作多次写信找毛泽东的故事，看似与书法没有多少联系，后却借点评章士钊写给毛泽东手札，将人文书法，人格精神凸显出来，文章显得精彩异常。

　　但《砚边人文》一系列文章，着眼点并非是作者“卖弄”文学或人文“考据”，主要还是借此渐而介入书法批评。

　　像上编“书史书义”《赵壹书学思想阐释——〈非草书〉与〈刺世疾邪赋〉比较谈》，虽然表面上依旧延续原先的写作风格，但很快有的放矢，借古喻今，先分析赵壹写《非草书》原因，然后点明这与东汉行将就木、腐朽王朝的政治制度有关。

　　接着以书法作为论点，针对东汉帝刘宏在整肃吏治，重振朝纲，以及选拔制度上，过分强调书法与辞赋的重要性的唯一的政治制度，逼迫着众多读书人为迎合帝王，终日陶醉沉迷草书技巧中，乐不思蜀，夕惕不息，疯狂写字，追寻模仿流行书风。

　　赵壹作为东汉儒家代表性人物，骨子里那份责任感，敏锐感到刘宏这种本末倒置价值观，无论治国理政还是安定人心，包括书法创作都是不可取的。

　　赵壹难掩其愤，带着纠结悲感，这才写下了《非草书》，指出当今众多知识分子和官僚陷沉在张芝、杜度和崔瑷草书中不能自拔：“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然其工拙，亦如效颦者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不如将重心投放在七种经书上，对后世影响难道不够深远吗！

　　读毕《非草书》，任何读者都有可能触摸到作者的情感思想。想到现在全国有多少书法人，同样也在拼着生命，扎堆为入展，为获奖，为争入中书协，一天到晚琢磨国展书风，拜评委为师，需投其所好，夕惕不息，疯狂写字，以谋求一旦入展获奖，好利便随之而来的现象，借古喻今的嘲讽十分深刻。

　　《书法情境浅解》一文，作者以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出版《论戏剧性》开说，最后引至书法创作，阐明戏剧与书法虽有共性也有差异，但在人格精神层面上却是一样的：

　　“千万要警惕书法作品，成为政治上附庸，书法艺术在情境中需要独立精神。”

　　——《书法不是最高级的艺术》，瑞田先生引经据典，以事实举例说明无论中国古代，还是现当代，把书法当成唯一的艺术是对书法本身的亵渎。

　　“因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与其它姊妹艺术是并存的，平等的，没有层级之别，高矮之论。”

　　下编“且思且语”，瑞田先生的文章，犀利的批判锋芒更加强烈，直截了当批评当今书坛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比方针对当代很多书家，包括书法理论界一部分人也都存有“重书写，轻思想”的现象，他疾呼：

　　千万不能把“思想深度”让位给作家或其它类别的艺术：不能让技术操作淹没了个性和情感，不能仅限在被动的抄录古诗和警言，降低了书法品格：我们需要有思想的书法家。

　　但端田先生明白，他的这份真诚和呼喊，到底能有多少书家认可？最后，他只得借用书法家《游寿的话题和游寿引起的话题》中一段话：

　　“旧社会账房先生，成天写字，可是没见出过几个书法家，他们这种字，人民管叫‘买卖字’。眼下是账房先生没有了，‘买卖字’一天天多了起来。”

　　多年前，瑞田先生以作家身份介入书法批评的，作为两种艺术情怀的艺术家，对书法批判精神的执着坚守，肯定不受欢迎，招至非议和打击自然难免。

　　2007年瑞田先生与上海斯舜威先生共同在《书法报》分别开设《老斯说话》《瑞田观点》专栏，由于《瑞田观点》秉着正义与良知，文章犀利而尖锐， 2012年因《书协究竟是什么组织》文章，遭受西北某省书协主席跨省封杀事件。

　　忧虑、忧思、批评、批判是瑞田先生内心真实写照，他是不会屈服、不会妥协的。

　　维护书法批评的批判力量，是当代书法的价值所在，由此体现出书法批评家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