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人画主要传播方式是皇家、官、绅、士人们私下之间进行的收藏、张挂和把玩（即品、赏或自娱）活动。传播方式比较单一，受众范围相当狭窄。普通老百姓恐怕是很难见得着的，所以也就无法参与到品、赏、交流活动中去。文人画的传播方式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它自身的发展、变化，因而至少在1300多年的历史（自唐代算起）长河中，它成了一个“超稳定”的艺术形态。明清以后，不断衰变乃至僵化，终于到了一个“穷途末路”的地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先驱们大声疾呼“打倒‘四王’”、“改良中国画”和“复兴中国现代美术”。水墨画从此便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转型期”。至今，我们都还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中。“现代水墨”正是“转型期”的主要产物之一。

　　“现代水墨”不仅改变了传统文人画的内在精神内涵和图式面貌，乃至工具、材质，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人画的装裱、展示和传播方式。

　　就后者而言，改变的第一步是学习西方，开办美术馆和博物馆。将作品（包括传统文人画等所有的作品在内）放进公共场所进行公开的展示，面向广大受众（读者）。美术馆、博物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艺术作品的传播面自然也越来越大（范围终究还是有所限制）。

　　第二步便是开办美术期刊、报纸、出版各类画册，来进一步扩大宣传，延伸读者层（读者层主要也还是所谓的“精英层”）。

　　除此两大步之外，还有没有更可取或者说更直接、方便的方式？这也是现代水墨艺术家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课题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少新的思路：例如谷文达的《水墨道场》（1987年，西安），王川的《墨·点》水墨行为现场（1990年，深圳），王天德的《水墨圆桌会议》（1996年，上海），张强的《踪迹学报告》（1996年，北京）等，都是在探索“公共性”这一课题，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了专家和广大读者的许多好评（张强还曾将读者的各种反映记录在案）。

　　如今，中国进入了互联网信息时代，“现代水墨”的“公共性”课题必将获得一次新的突破，2002年夏天开始至今还在进行中的东方涂钦先生的系列水墨艺术展，即由新浪网与东巴文化工作室联手推出的“现代水墨和您的亲密接触”活动即是明证。

　　此次活动不光是设立了一个新的展示平台——在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上推出东方涂钦的现代水墨实验性作品，更重要的还在于将活动变成了互动——艺术家、策展人、主办人和广大读者，乃至批评家，在网上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与对话，全方位地、深入地讨论有关现代水墨艺术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并不限于东方涂钦的作品本身），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也可以说是架上作品的展示与传播方式的一次革命，或者说是对以往所有的展示与传播方式的一次挑战。这次活动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据悉，与此同时，东方涂钦的两幅作品还将被复制或仿制，在一些公共设施（如电梯、地铁、公共汽车）上予以展示，让它成为滚滚红尘中的一道异样风景，一面呼唤“精神回归”的彩旗。这无疑也是一个大胆而有意义的举措。

　　有人或许会问：复制品、仿制品怎能与原作相提并论呢？这不能不说是件不小的遗憾。这也关系到现代水墨的工具、材质等诸多问题的限制，我们目前还很难将原作放到更广阔的城市和乡村的公共空间中去，从而彻底改变传统的“精英化”思路。

　　我曾认为，“现代水墨”这个艺术形态自它的创始之日起，一直到今天，都还只是一个折中形态，或者说是一种折中方案（东方涂钦的《实验性用品》也不例外）。它是在东、西文化的大冲撞中，按照“中西融汇”、“中西结合”、“以西润中”、“中体西用”的思路，逐渐生成、发展起来的，包括它的架上方式，展示与传播方式。上述的种种限制也由此而产生。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和推动下，东、西方之间出现了一个艺术交流的同步型的平台（例如上海的“双年展”、韩国光州“双年展”等）。在这样一个新背景中，中国当代艺术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机：即由“现代”思路迈入“当代”思路。所谓“当代”思路，主要就是观念艺术。观念艺术在中国生成、发展起来以后，原来的架上形态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中间自然也包括现代水墨艺术。也就是说，“现代水墨”将可能被扬弃或超越，或者说“寿终正寝”。从而变为观念艺术的一个领域，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

　　我的意思是：转变一个艺术形态比转变一种展示、传播方式、方法更为重要，更为迫切。而后者的转变，却有可能引起艺术形态本身的转变。但愿这不是我个人的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