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艺术(发轫于“五·四”运动)经历了百年沧桑。百年沧桑中的点点滴滴都书写着一代又一代优秀艺术家为争取艺术中的自由和独立的价值观所遭受的万般艰辛。25年前“草草社”的诞生，正是这点点滴滴中的一滴小水珠。25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它，回顾这25年的历程，最有意义的一点，就在于我们拥有了一个重新审视、评估艺术中的自由与独立的价值观的生动视角和鲜活范本。

　　25年前，文革浩劫刚刚结束，敏锐的艺术家们却已感受到了“大地微微暖气吹”的一种脉动。“草草社”在黄浦江畔呱呱落地，公开地打出宣告艺术“三独”宗旨——“独立精神、独特技法、独创风格”的大旗，这可谓是文革后上海艺术界的第一声春雷。

　　由１１位画家袁颂珉、姜德溥、仇德树、郭润林、陈家泠、戴敦邦、曾宓、徐英槐、潘飞心、陈巨源和朱垠嶙组成的“草草社”，成立于1979年10月(画展则在1980年初)。就在这一年的上一个月，第一届“星星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铁栅栏外展出。同样都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美术史事件，为什么在今人所著的几本“当代美术史”上(如吕澎、易丹著《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高名潞著《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等)，都不见有“草草社”的任何记载呢？为什么“草草社”会被几位当代艺术史家遗忘或忽视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反省的问题。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星星画展”发生在中国政治的中心——北京，且又在中国美术馆(美术中心)的旁边。声名自然显赫。相比之下，区区卢湾区文化馆的一个相对孤立的展览又算得了什么?

　　二、媒介传播作用。“星星画展”被撤消后不久，突然接到北京美协刘迅的一个通知，允许再次在北海公园内举办展览。再次展览前，“星星画展”的成员成功地出资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展览广告；广告刊出后，展览一天竟达8000观众，轰动一时；再次展览还举行了座谈会；翌年，在当时的权威杂志《美术》上刊登了栗宪庭的专文和部分展览作品；“星星画会”解散后，还不断地有媒体提起这段往事。相比之下，“草草社”就没有这么幸运。“草草社”自成立到展出再到撤展，几乎没有一家权威媒体介入过此事，可以说是无据可查。

　　三、浮躁学风在作怪。这下又要怪到艺术史写家了：为什么不可以多打听，多实地采访，把各地的史料史实收集得尽量多，尽量详实以后再动笔呢？

　　以上三条还都是在艺术之外的问题。倘若侧重于艺术自身的问题来比对，几乎是同时发生在中国南、北的两个案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共同性：

　　一、都是年轻艺术家自发、自主、自由结社，并提出独立的艺术主张——这在中外艺术史上本是件屡见不鲜的事。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环境中，却要冒上一个被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险。

　　二、二者各自的艺术主张虽有不同的文字表述，但精神指向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冲破艺术上的清规戒律和人为设置的“禁区”，从而争取艺术创作的充分自由，艺术个性的自主表达，艺术风格的独创和多样性。总之一句话：体现了艺术家自我意识的觉醒。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前面已提到“草草社”的“三独”，它既体现了美术史的本义——即基本规律，也是对艺术中的自由和独立的价值观所作出的一种规范。

　　三、在艺术创作的层面上，南、北艺术家都在学习、借鉴和吸收欧、美现代主义艺术(主要是抽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营养，具有了某种“现代派”的特征，但又不是“全盘西化”。实际上还是一种“中西融汇”的发展思路。“中西融汇”滥觞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当时的中国达到过一个高峰期。建国以后，这个发展思路被迫中断、改向。文革后接上“中西融汇”的发展思路，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胆举措。对于后来的85美术新潮，甚至整个２０世纪后期的中国艺术而言，都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倘若一定还要比对当年在艺术创作上的水准，南、北两支艺术生力军可以说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毋庸讳言，当时的起点都不算高，艺术上也还不太成熟，他们的影响力主要还在社会效应方面。

　　倘若是比对南、北两支生力军在今天的艺术水准和影响力，就很难说了。北京“星星画会”的众干将们中，除了艾未未在今天还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且有着突出的建树之外，其他如黄锐、马德升、曲磊磊、王克平等成就皆为一般，并无突出建树。而上海“草草社”的众干将们中，仇德树的艺术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他用25年的岁月，不断地实践着当年在“草草社”宣言中所阐明的艺术主张。其他如曾宓、陈家泠、戴敦邦、姜德溥、陈巨源等诸位“草草社”的老成员，如今在艺术界也都卓然有成，成果斐然。“草草社”这支生力军，25年来一直活跃在中国艺坛，乃至世界艺坛之上，且影响着更年轻的一代艺术家，也正如当年“草草社”展览序言中所说：草……是那样广泛、普通、坚韧而年复一年地给世界带来繁荣和希望。可以说当年还是极为少数的潇洒自由之“草”，卓然独立之“草”，如今真的成了“辽阔无边的大草原”。

　　1979年—1980年，中国艺坛一南一北的两个活动，使中国艺坛巨大而无穷的创作能量库，有可能一步一步地被开掘、被释放。以上的论证足以说明，25年前的“草草社”不仅应该写入中国当代美术史，而且应与“星星画会”一样受到足够的重视。不论是“星星画会”还是“草草社”，他们当年在一个如此特殊的历史时刻，用青春的满腔热血和胆气，为中国当代美术史所书下的关于艺术中的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篇章，永远值得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