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变是正常中的意外，是理智里的情感，但看似次品的窑变创造出的往往是孤品、绝品、极品。窑变由火助神授成就，不规而圆，不矩而方，举天下之巧无以改其精，举世间之密无以察其机。窑变是火中的泼墨、炉里的晕染，是抽象中的具象、具象里的抽象，它使器物有了生命有了才情，更激活了人们的想象。窑变是瓷之精灵，北冥大鲲化作鹏，前世不是狐仙，定是魔怪；是瓷之菁华，溺水女娃转精卫，来生不作豪杰，必作鬼雄。

　　玉乃石之窑变，提炼于浑沌，淬火于懵懂；汞乃金之窑变，销铄于愚顽，裂解于荒疏；嵇康李贽乃人之窑变，狷狂不媚俗，耿介不圆滑，疏放不骄横，散慢不轻浮……出现窑变曾被视作不祥，尤其在官窑，变品被讳疾忌医般击碎掩埋，但欣赏者却对其大加赞誉，以致把玩不止，世代传藏。随着经验的追加、计算的精确，窑变现象越来越少了。

　　太史公笔下的人物多窑变：伯夷之执拗、叔齐之笃实、襄公之迂阔、介推之坦荡、苏秦之练达、张仪之乖巧、豫让之仗义、荆轲之无畏，无不使人心动。聂政皮面决眼自屠出肠于阶上，感天动地，哀丝豪竹；苏武带着一脸北海的风霜持节回长安，震古铄今，荡气回肠。建安七子多经窑变，孔融嘲讽酒禁，曹植才高八斗；竹林七贤多经窑变，嵇康法场抚琴，阮籍白眼观世。窑变的李白，“我本楚狂人”、“天子呼来不上船”；窑变的李贺，“我有迷魂招不得，一唱雄鸡天下白”；窑变的柳永，“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窑变的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至此，窑变的频率已大不如前。

　　到了晚明，又出现了几位著名的窑变式人物。

　　追求踽踽独立思想，磊磊不羁人格的李贽在53岁时毅然辞掉知府一职解甲归田，而此时正值其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之际。而境域一旦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他便于61岁时削发为僧。攻击虚伪，提倡异端，加之好强善辩，一意孤行，边缘的李贽终不被主流正统所容纳，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被御批捉拿，狱中自刎了。

　　不拘礼法、放浪形骸的徐渭，虽少富文才却八应乡试而不爽，后入督府做幕僚，因世事更迭恐受牵连而一度精神失常，又因误杀妻室被判下狱，愤懑欲自绝。出狱之后，彻夜狂饮，蔑视权贵，性情更为豪恣，死后又因身无分文而被草席裹尸弃于野。这位青藤道人善诗文，工书法，在杂剧、戏曲理论方面也有卓越之处，在水墨写意花鸟画方面，更被后人尊为开山鼻祖，其笔法放纵，水墨淋漓，破陈规，立新意，郑板桥、齐白石就都称自己为“青藤门下走狗”。

　　擅读书拙科场、重才名轻功名的金圣叹，将《水浒》《西厢》看得比“四书五经”还重，将草莽英雄才子佳人看得比达官贵人、黉门秀才更高。明末时，他曾游戏科场，侮弄考官，入清后又拒不应试，阐发议论，“哭庙案”后更是挺身赴难，临危不苟。为民请命的风流是真风流，高扬正气的慷慨乃大慷慨。

　　冷峻画风、简约笔法下，八大山人过着世事茫茫、亦僧亦道的颠沛生活。其枯梅残荷、怪石孤鸟式的刻薄桀骜、瑟缩清寒与同时代的画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观者无不为之骇然惊愕、黯然神伤，进而陷入思忖冥索，国亡家破、天下汹汹的意味在此也尽得抒发，这让人又联想到了画露根兰的郑思肖，唱“后庭花”的商家女。

　　明末，那是个产生了四大奇书、三言两拍的时代，是个市民意识影响到了士子生活方式与思想情趣的时代，在民间这种畅快风气熏染下产生几个背道离然的狷狂之士是不足为奇的，中国文化发展至此太需要有这班人出来注入清新稀释沉闷了。狂而遭忌，旷而受屈，象因牙亡，蚌因珠毁，就个人而言，其身前际遇多舛，在数难逃，身后则赞誉有嘉，口碑载道，终没能像同时代的马丁·路德、米开朗基罗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狷狂之士那样善始善终、寿在正寝。如此反差、如此结局留予后人的是多少叹惋，多少绞思。异端的窑变釉似乱云铺天，血浸征袍破重围，似落英缤纷，泪痕花了胭脂面。所谓狷狂，无非是将束缚太紧的腿脚舒伸了一下，窒息历久后的几下深呼吸而已。根在石间被挤成了根雕，牛黄只能凝结于病牛的胆囊内，而在张扬人性、提倡个性的环境里，人们对此是不会太介意的。一个讲求正统名教的时代，窑变是理性中的非理性，一个百无禁忌的时代，窑变便成了非理性中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