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寅先生1926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他的人生之路充满着坎坷和曲折。抗战胜利后，进入河南大学教育系学习。在前后几年期间，他有机会师从河南绘画名家叶桐轩先生学习绘画，深受叶先生喜爱和信任，至今杨先生仍对叶先生画的金鱼记忆犹新。此时他还追随当时河南著名的音乐家、钢琴家赵子佩先生学习作曲法、和声学和钢琴。1947年，杨先生同时考中了杭州国立艺专和南京国立音乐学院，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国立艺专录取，进入国立艺专学习雕塑，195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

　　杨先生同时兼有雕塑家、画家、翻译家乃至美术史论家、美学家、哲学家的多重身份，其研究广度和深度令人惊叹。杨先生坦言：“这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改行，而是社会形势的变化让我做出必要的调整。”他在学习期间得到刘开渠、程曼叔、周轻鼎、萧传玖、卢鸿基等名师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杨先生还饶有兴致地讲述了程曼叔先生为他出钱看病、萧传玖先生给他送袜子的故事。由于当时条件艰苦等原因他患上肺病，在“孤山一片云”休养近一年，养病期间他便靠听程曼叔先生借给他的收音机自学俄语。这一机会后来造就了一个俄语翻译家，在这偶然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把握时机、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数年后的一个故事让我们感到欣喜和惊奇：有一位苏联专家来美院在小礼堂作学术报告，陪同的翻译因不熟悉美术史论难以胜任当场口译而出现了尴尬局面，当时有人急忙把杨成寅先生拉到现场，让他充当翻译，学术报告总算得以顺利结束，杨先生灵活的翻译给听讲者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后来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许多前苏联的艺术理论专著。“走路不怕慢，只怕站”，杨先生对家乡的谚语记忆犹深。他殷切而诚挚地嘱咐笔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到底，要持之以恒，对青年学生的期望和关心溢于言表。

　　1953年下半年，当时的院长莫朴先生亲自找到他，要求他留校研究艺术理论。“我的雕塑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让我改行从事理论研究？”年少的杨成寅却提出如此犟头犟脑的质问。莫朴先生说：“正因为你雕塑学得好，才让你研究理论。”从杨先生的回忆中我们能感受到莫朴先生对学生的真切关爱。1954年毕业后，杨先生直接留校在理论教研室工作，同时作为本院研究生，仍从事翻译工作。在此期间他翻译了长篇学术专著《艺术概论》、《美学概论》等书稿，其中《契斯嘉柯夫素描教学语录》在全国素描教学研究会议上被当作主要研讨资料，后来被当作教材。十年浩劫，他戴着“漏网右派”、“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批斗，无奈中的他选择了与政治无关的语言学，没想到这竟促成了《现代汉语句型概论》一书的诞生。当杨先生拿着这本书的初稿去北京给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看时，张志公先生大加赞赏，开玩笑说杨先生这是和他在“抢饭碗”。

　　提及对现当代美术潮流的看法时，杨先生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看待任何一种艺术，心中都要有一把尺子，一个自己衡量的标准，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审美观点。艺术是有一定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我们要在两者的统一中看所有的艺术。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没有‘美’的艺术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衡量一种艺术，首先要看这种艺术有没有体现出‘美’，其次还要有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另外还应有健康的思想感情。鲁迅先生说过，艺术有三元素‘天物’、‘思理’、‘美化’。也就是艺术要能真实地反映现实，表现出艺术家深刻的思想感情，创造出一个美的形象。”

　　面对现在社会上国民阅读率下降这一不争的事实，杨先生显得尤为忧虑。他说，冰心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她担心将来社会会变成“文化沙漠”。现在加强经济建设，更应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随后，他又针对美院学生的学习现状谈了一些建议：无论是画家还是雕塑家，可能在早期创作中，技巧比较重要，但是到了后来，如果你的修养（包括对艺术的理解、对艺术理论的研究方面）不够，那么你再想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境界，那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学校出去了那么多人，成名的在全国站得住脚的基本上是理论水平比较高的，如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倪贻德等。对于学艺术的人，技巧固然重要，但是也要下功夫去研究理论，多读一些书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读书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些好书，特别是经典原著经典著作。

　　杨先生以切身体会教导学生：搞艺术的人知识面要广，艺术其实与其他方面有很大的联系；搞理论的人哲学、美学都要涉及，特别要注重基础，最好能钻研一门艺术，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不学一艺，莫学美学”；学习要博而专，但不能太广。一开始可以涉猎广一些，后来就要注意有重点的钻研。“我正是靠哲学、美学、语言学、古文和翻译等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杨先生语重心长地说。

　　音乐也是杨先生平生所好，采访结束时他为笔者表演了精彩的河南坠胡独奏。在悠扬婉转的坠胡声中隐含多少情思，传达着多少对人生与艺术的体悟。

　　张书彬 王娅蕾 卜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