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的。当它于1965年初次发行时，在许多地方，即使不是到处，它被攻击为傲慢的、鲁钝的、教条的、刚愎的。在英格兰这个“绅士”之国，它也被讥为格调低下。毕加索还活着且声望如日中天。神化毕加索的图书及文章年年都有出版。对于我这本书的这种批评多少使我讶异。我认为我的写作是基于对所谈论的这位艺术家及对这个人的同情。或许现在，因为时间的推移，这种对我所说故事的主人公的同情变得更为重要。

　　例如，本书一开始就讨论毕加索的财富，这在当时被评为庸俗不雅。如将我提到的金钱数额换算为目前的数值，它至少扩增十倍。之后毕加索去世。没多久，攸关他资产的严重诉讼开始。最近，在其他艺术家如达利(SalvadorDali)去世之后，我们目睹了同样肮脏的情事。只要艺术作品首要地是可观的投资物，这种情况就势必发生。但重点是，这里暗示的异化通常是老迈的艺术家首先遭受的一种孤寂(银行金库的孤寂)。这种孤寂正是本书的起点，而当我再次读它，我发现时间也证实了我提出的其他论点。

　　然而，也有疏漏之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未能给毕加索在1902年及1907年之间绘制的某些典型的作品以足够的分量。简单说，我太急躁而没能了解立体派(Cubism)的关键性。因为疏忽了这些早期作品，我想我遗漏了研究毕加索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基本性格的线索。我感受到他的天才特质，我东拉西扯，却未能足够明确地陈述它。本来，我是可以弥补这种疏漏的。

　　绘画是这样一种艺术，它提醒我们时间与可见物(thevisible)乃成对地一并产生。产生的所在是人的心灵——它将诸般事件纳入时间的序列，将种种表象合为所见的世界。随着这种时间与可见物的产生，一种在场(presence)与缺席(absence)之间的对话由是展开。我们全都实践这种对话(We all live this dialogue)。

　　斟酌毕加索1906年的《自画像》(Self-Portrait)。这幅画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为什么这幅显然平静无澜的图像会让我们如此深深感动呢?

　　这个年轻人的表情——对25岁的人来说并不特殊——是孤独的、专注的、尖锐的。那是一种结合了迷失与期待的表情。然而这还只是文学的层面。

　　在造型上我们看到什么?他的头及身体正力求具体，寻求一种可认知的形式，但尚未完全找到。它们刚好处在发现它、降落其上的那一刻——就像一只鸟停驻屋檐上。这个意象令人感动，因为它再现了如此景象：一种在场力争变为可见。

　　在这幅《自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助于表现这种“刚变成可见”的绘画方法：皮肤色的颜料如何溢泼出轮廓线外；最少的、未完成的阴影的描绘五官特征的线条，画在脸上而不是画进去——像画在瓶上的图形。(“他就像被创造之后和吸第一口气之前瞬间的亚当。”)

　　在同一时期的其他画作中，毕加索运用其他的方法，我怀疑他是否刻意地运用它们。它们的产生是透过一种深刻的直觉的信念，这种信念是毕加索作为一个画家的行动精髓。毕加索并不认为视觉的真实是本有的、必然的。相反，他总是注意到，任何他所看到的事物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在可见的形式背后存有非常多其他遗漏的明显的可能性。

　　谁在选择或遗漏?当然，不是艺术家，也不是寻求视觉形式的呈现，事实上，也非创造时期的上帝。这个问题必须维持未答，但它期待更接近某些答案：毕加索面对着有形的世界，在可见的形式——就我们所知道的——确保之前，总是不断地玩弄可能看见的形式。他对创造的强烈欲求，有时深刻，有时浮泛，乃源自这种根本的信念：基本上，可见的形式是独断的。

　　他直觉地将成长的力量与存在的形态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使他得以玩弄前存在状态的谜。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幅1906年自画像的撼人力量，可以说，那是一种前存在状态的意象，一幅将创造它的主体的画像。

　　我试图以文字澄清什么是唯独绘画形式可以清楚地述说或质问的，但是毕加索的质问或探索并不单纯地依赖艺术的经验。它基于其他的、更广泛的人类经验，特别是那些经验中身体的力量凌驾肉体的正常配置者。这是何以毕加索如此地着魔于并且如此地能够创造激情与痛苦的意象：在这些意象中，力量超越了存在的形体，它们揭露了存在的形体以及它的配置——我们视为当然的——绝不是完美的或完成的。

　　毕加索是未完成的——不是未完成的作品，而是未完成的经验——大师。如果所有的绘画都和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对话有关，那么毕加索的艺术，在它最深刻的状态，自我定位于两者之间的门槛，在存在的、刚开始的、未完成的世界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