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吴冠中先生以88高龄来母校中国美院美术馆举办名为《沧桑入画》的个人画展。画展中一幅《石俑》，引出我的追想，此画的原速写，是我陪在边上看他画就的，且原画一度保存在我这里。对于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片段，在此作粗略的记述，还是极有意义的。

　　1980年初夏，我接到一份从深圳发来“吴某日某次车到”的加急电报，搜索我的记忆，在熟悉的人中没有印象。带着狐疑按时先到火车站接人要紧，在出站口的人流中，忽见一位穿浅色风衣颇有学者风度的长者似乎是我欲接之人，前去一搭话，来者便是吴冠中先生。只因他与他唯一的研究生，本约好在杭州以我为联系人，可他的研究生迟来，却又没有事先告知我，因而闹出时间差，这倒使我无意中结识了吴先生。吴先生平易近人，古道热肠，这样，引出我们的一段交往来。

　　1980年5月25日，吴先生和我相约，从南山路美院出发，去寻觅和回想当年国立艺专时的旧景新颜，若坐车，那这种享受就没了。就此他以后来信说：“感受”比“描摹”更有益。我们两人走走停停看看，先到岳庙，在观读碑文时，吴先生眼睛一亮，突然发现才从此地出土的一座石俑，高约二米。吴先生激动得有点颤抖，连声赞叹：“妙、妙、妙不可言！”由于年代久远，石俑的五官衣饰等经风化已面目不清，仿佛受了挤压，成了一个圆浑古朴的整体，去掉了所有的浮华，带装饰的浅浮雕线和天然石纹交合一起，托出石俑的肃穆和恭敬。他说：“画家千万不要失礼，要把握总的感受和气质，这次仅见这件艺术品，已不枉此趟江南之行了。”

　　之后，我们继续行至灵隐，他转了几圈，攀上崖壁，画起了笑口常开的弥勒石佛，对飞来峰的摩崖造像，他早已仰慕，这次又特来膜拜。因岩石的高低不平，几乎无立足之地，只能半蹲着将就作画。只见他先在纸上一阵比划，想是意在笔先，然后以铁画银勾之钢笔线，十分肯定地落笔在纸上。弥勒雕像袒胸露肚，像一堆肉团，他以一个长底边的三角外形，强调霸气，他认为造型艺术，不仅有面积，还要有容量感，谓之“有容乃大”，画面是一个积的总和。在此画中，他对背景的群雕，按画面错落需要，高低增减，省去或移入，都是按需入画。画到午后，已是饥肠辘辘，吴先生执意不进饭店，认为耗时又废神，仅在茶摊，吃点有杭州特色的藕粉糊，吴先生看中的或许是一份乡情和对往事的回想。一直到我们收摊返回湖滨时，早已华灯初上，人约黄昏后了。

　　吴先生作画非常忘命已早有所闻，只要景物好，是不会理会旁边是水塘、猪厩或牛棚的，均可就地画起来，他用粪筐当画架，在美术界也常作美谈。听云南朋友说，一次吴先生西双版纳顶烈日作画，其他人早已躲到阴凉处，唯独他坚持到最后画完。又一次去丽江看壁画，是骑自行车走在乡村便道的，一会儿发现吴先生不见了，往后追，才在土坑里找到他。吴先生就是凭着这分执著，一如既往地。如他来信所提：“作画、探新，死不改悔！”

　　众所周知，吴冠中先生是一位多产的大家，画文并举，且越作越多，这在他的自传本《我负丹青》中已有提及。现他的文思不断，文论也一发不可收，文集一本接一本，一些文丛已达数卷本，但他还是很看重。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寻西找集》，薄薄的一本不到半厘米，这不但是他的第一册文集，且集中了他对美术的主要论点，他在仅一百多字的前言里，认为：“现在可以说心里话，可以分开谈自己的艺术观点”，“是艰难中探索者的脚印”。所以，1983年我们在杭州见面时，他将刚出版的此书题以“维明存念”，郑重地赠与我，使我从书中得到不少教益，似乎是在与他就艺术问题，在进行着推心置腹的对谈。

　　上世纪80年代中，我趁出差北京之便，去看望吴先生，他那时住在前海的一个杂院里，房子旧而挤，却充满艺术氛围，画稿画框堆满一屋子。他戏称因为油画太占地方，而宣纸水墨画，一卷起来，则可束之高阁。他跟我谈及，快近古稀之年了，将自己过去所走之路，写些下来，对儿孙及后人留点真实之言，与其由他人执笔写，倒不如自己动手写，这样，让大家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于是，他拿出一叠厚厚的手稿，抄写得工工整整，让我看看，就是那篇题为《望尽天涯路》的文著原稿。文中以饱蘸浓墨之笔，充满对家乡对艺术的深爱，写出老家、乡亲、报师范、读艺专、流转昆明、重庆、去西方巴黎求经取火以及返回祖国等等。我一口气读下去，十分动容。以后此稿在《人民文学》杂志首次刊出，他也邮寄给了我一本。

　　在吴先生心目中，有两个偶像，一个是戴斗笠穿芒鞋游走南北的石涛；一个是痴迷绘画的梵高。在我的眼目中，吴先生穿风衣登球鞋，在烈日下不倦作画，仿佛就是石涛和梵高两个影子的叠合。

　　90年代之后，吴先生年事渐高，且画事展务甚多，以他的话是“夕阳、人忙”，我不便打扰，联系不多了，但那段时期的往来，我是不会忘却的。2007年10月16日，吴先生在中国美院作《大家对话》，我提及往事，吴先生接口说：“谢谢你的提醒，使我记起当年在杭州一起去作画的情景。”并把《石俑》这幅画的题句和用典说了一下。

　　2007年10月听桂花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