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法史是很难编纂的。因为“书法”的发展不是靠几个书家的推动与影响，而是社会的需要在推动它的发展。它不像以后各个朝代以书家为中心，以书法风格的流变为线索。现存汉代书迹，多为不知名的书吏、佐吏所作，所以只有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只有回到书迹的本来面目，才能真正了解汉代的所谓“书法”。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王元军博士新著《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一书，正是这样一本从文化角度阐释汉代书刻的专著，不仅弥补了汉朝这一断代书法文化研究的空白，而且也为更加客观深入地了解汉代书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算是近年来书法研究领域一项重要成果。

　　该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立意新颖，视角独特。《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书名本身就颇值得玩味。既然是研究汉代书法，为何不取名为《汉代书法艺术研究》，而是着眼于“书刻文化”，其实这正是该书高明独到之处，其原因在绪论中已有详尽的论述。所谓的“书法”，指的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但翻开现在能够看到的书法史，其研究对象是“书迹”，而不是“书法”，也就是所有的书迹几乎都被看作是“书法”作品，包括所谓民间的、士人的、僧道的等等。这实际上是将“书法”作品与书迹混为一谈，取消了艺术的标准。另外，如果将二者等同起来，实际上就是以单一的视角看待“书迹”的产生——为了艺术而艺术，这就剥离了当时书迹产生、发展、演变的更深的社会文化原因。该书作者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书迹的功能不是单纯地表现艺术，也不是为了艺术创作而产生，因此作者的立意，简单地说，是要研究书迹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主要内容涉及书写的方法、法则、规律、文化约定及书写艺术等问题。也就是用文化的眼光探究书迹风格形成的历史真相，也只有将书法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或者说还原到社会本质面目，才能真正认识到汉代“书法”在当时所处的地位，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同时也破除了人们对于“书法”的偏见。

　　从文化角度谈书法，可谓是作者特别之处。作者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本书是继《唐代书法与文化》、《怀素评传》、《六朝书法与文化》之后，作者的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汉代书刻文化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除了涉及书法技巧之外，对几乎所有与文化有关的问题都进行了逐一研究。从多个方面展现了汉代书刻的文化背景及其约定。书法与文化密不可分。正如胡传海先生在《笔墨氤氲·书法的文化视野》一书中所说“……只不过中国书法的问世，原初并不是为了书法，书法的衍生和发展，仅仅是歪打正着，是一种凭着文字的优势和文化情境的需求而产生的艺术形态，以后书法的发展只是最初形态的延续和发展，取消了这个源头，书法就会变成一具空的躯壳，一个无所凭依的艺术幽灵。”

　　其次，该书对于文献资料的征引极其宏富广博。举凡有关正史、杂史、类书、文集、僧道典籍等有关资料均在其网罗之内，而对于考古资料的重视和运用尤为突出。不论古今出土之金石碑刻、简牍文书，或地上之寺窟碑版、壁画契刻等，莫不在其视野之内。另外，作者运用文献之技能十分娴熟，似信手拈来。如在《尺牍赏评弆藏的兴起》一章中，作者谈到汉代出现了一种十分频繁而又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对尺牍书迹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作者不仅引用《汉书》、《后汉书》、《颜氏家训》、《书断》等文献中记载的相关资料加以证之，又配合《居延新简》中《致丘君书》这一残简辅证之，这正是前面所提到的“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配合的“二重证据法”，论据充分确凿，其结论稳实可靠。

　　再者，作者通过运用翔实的证据和辩证的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结论亦颇为公允。当前的一些书法史，让我们知道了书法“是什么”的问题，而作者此书，不仅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了“为什么”，也就是说为我们深入剖析了历史事件之根源。这里仅举三例。其一，字体共存与演进问题。对于这一点，一些学者从人的自然本性着眼，认为大篆嬗变为小篆的原因不是技法走向成熟，而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衰退。也有人认为字体的演进是遵循着一条“自身潜在的规律”，即“艺术的自觉性”。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字体的规范，由多样化走向单一化，其原因无法与社会文化相分割，没有社会文化的作用，这一切将无从谈起。字体自身的发展规律大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走向完善，并逐渐简化，且趋于社会文化的需要。其二，关于刻石作者的问题。汉代名碑往往被归于蔡邕所书，如著名的《熹平石经》。而从出土石经残片来看，蔡邕并非唯一书者，而是由多人所书。将书者归为蔡邕，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是考虑其政治影响，蔡邕作为朝中大员，如亲自书丹碑文，会起到“定教化，正风气”之作用；二是盲目攀附名人，不了解当时社会情况。其实当时许多碑石虽书写精到，有较高水平，但书者也未能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也正说明当时书者没有什么地位。其三，关于张芝草书的问题。作为汉代的一位草书大家，张芝所擅长的到底是章草还是今草，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作者通过征引相关文献，并与汉代简牍风格相比较，认为张芝所书字体为章草，而非今草。可谓论据充分，推断合理，诚然可信。

　　另外，善于从细节处捕捉汉代书刻文化的本质，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如汉代不少的碑石及名谒木牍的书写者，并非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达官显贵，或是社会上颇有名望之士，而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身份低微的“吏”。这一阶层对于汉代书刻文化的发展演进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却往往被我们所忽视。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篇幅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还有汉末河西地区所兴起的“草书热”。为什么“草书热”兴起在西北而不是中原或其他地区，这就涉及到地域性的问题。该书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也同样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总之，全书始终以汉代“书刻”为切入点，以社会文化为贯穿红线，旁涉政治、风俗、宗教、阶层等多个方面，无论对于宏观的把握，还是对细节处的捕捉，都做到了条理清晰、史料翔实、论据充分，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汉代书刻文化的鸿篇巨制。

　　美中不足的是，在对鸿都门学的定位上，证据似嫌缺乏，还需做进一步更确切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