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与美术相关的文章，是大学毕业时的学位论文《论优美与壮美》，第一篇直接谈美术的文章，是1993年发表在学报上的论文《中国古代画论人品与画品关系纵论》，而直接在专业美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则是在《美术报》。那是1990年代中期《美术报》等单位组织“美术国际化”问题讨论之际，我试投了一篇文章—《美术国际化之我见》，结果被《美术报》刊登。虽然，从事美术研究多年，但这可是头一次在公开的、且有相当影响力的全国性报刊上发文呀，那种兴奋，一直延续了好多天。由于这篇文章，我与《美术报》结缘。而这个缘，能够续写至今，回想起来，却有赖于《美术报》诸位编辑令人叹赏的几次“记忆”。

　　第一次发文的责任编辑是高天民，之后通过他，还在《美术报》上发过几篇理论与批评文章。不过，文章有投中的，也有未被刊发的。由于有了编与著的这层关系，一次就斗胆打电话给高天民，询问文章的下落。一报上姓名，尚未谈及我的文章，高天民就谈起了我的几篇稿子，并主动谈起了那篇未刊发的稿子，解释说因为所论问题已经过了它的时效性而没有刊用。

　　这次通话，让我惊讶的，是当时担当着多个版面编辑的高天民，竟然记得一位素未谋面的投稿作者，记得一篇尚未刊发的稿子！这让一位作者立即感到了他们在编辑心目中的地位，拉近了与编辑的距离。由于他的“记性”，让我明白了，一篇稿子未被刊用，并不一定表示就是稿子质量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编辑栏目的需要与否。高编辑的“记性”，反而让我从事美术写作的信心大增。

　　不久之后，高天民调回美院。迄今，我还未见过高编辑，然而高编辑的“记性”，却今我难以忘怀。

　　高编辑走后，我与美术报的写作缘也断了一段时间，接续这份编读缘分的，有赖于另一位《美术报》编辑——王平的记性。

　　那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初夏的某一天，我与同学顾平一起去杭州，席间见到了王平。一经介绍，王平立即说起了我在半年前投寄给《美术报》的一篇文章，说他读过，记得，并且解释为什么当时没有刊发这篇稿子。我支吾了两句话，内心里却颇感诧异。因为我都已经不记得这篇稿子的事了，王平竟然记得；而且，更令我惊诧与感动的是，这篇稿子并不是寄给王平的，而是直接寄给高天民的！王平竟然记得，竟然关注着它的命运！

　　王平的“记性”，让我揣悟到《美术报》编辑之间工作开展的延续性和较强的合作意识。让我又一次感触于《美术报》编辑的工作作风，更让我感动于《美术报》编辑们对于作者和来稿的尊重。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见过、也没有联系过王平。

　　再一次感触于《美术报》编辑的记性，是在南京参加首届“中国百家金陵画展高峰论坛”上，邂逅潘欣信。一番寒暄之后，小潘立刻就想起了我投出的几篇会议综述的稿子，并告诉我说，哪篇稿子是他亲自编辑刊发的。

　　而后，今年年初，我又与《美术报》编辑谢海相识于广州。之前，我曾写了一篇报道在湖北黄冈召开“第三届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理论研讨会”的稿子。《美术报》的发稿，与我的原稿有较大的出入。当我与谢海在房间叙谈时，他讲起了这篇稿子，讲起了他如何综合各方来稿，而编发出这么一篇内容完备、简明的会议综述。（这篇综述后来被雅昌、中国美术批评家、美术同盟等多家美术门户网站和博克转发，并被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家通讯》采用。）需要说明的是，我与谢海交谈时，并没有首先提起这篇文稿，他竟然记得！这让我再一次感佩于《美术报》编辑的“记性”，再一次体会到好的稿子，编辑是不会忘却的，也是不会被埋没的。

　　一次次遭遇《美术报》编辑的“记性”，使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正是因为这种“记性”，拉近了编与读的关系，让《美术报》的稿源丰足，质量上乘。

　　岁月让我们平添了许多沧桑的印痕，而记忆却让这沧桑苔痕充满了情感积淀，让编与读、编与作的缘分永续。

　　2008年4月草于浙江缙云

　　2008年5月2日修订于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