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就知道瑞典，但我开始对它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既不是诺贝尔，更不是沃尔沃或爱立信，而是Ｓ·Ｈ。

　　我在瑞典驻华大使馆里见到两幅画，都是钢笔画，一幅画着沙漠里的废墟，另一幅则画着北京的牌楼，两幅画下都有签名：Ｓ·Ｈ。使馆里的年轻雇员已经无人能知这个缩写是谁了，大使夫人罗塔告诉我，那是斯文·赫定。

　　我知道他是谁。1900年时，中国新疆的大地上走着两位风尘仆仆的探险家，一位是斯文·赫定，另一位是斯坦因，他们名字的缩写都是Ｓ，他们的发现都震动了世界。在印度国家博物馆里，我看过斯文·赫定收集的文物，也看过他身穿藏袍的照片。我曾追随着他的足迹到过新疆和西藏，拜访过他当年留下的遗迹。这一次，我循着他的足迹到了他的祖国，我想在瑞典见到他从中国带回来的珍宝。

　　在瑞典，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人并不在少数，然而能算得上是顶级“中国通”的却只有三四人，其中与美术有关的是斯文·赫定、安特生和喜龙仁。他们都不是画家或是雕塑家，然而对中国美术所作出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任何一位画家。赫定是一位探险家，他是世界上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第一人，对新疆、西藏、内蒙古和西北进行了探险和考察，确定了罗布泊的位置。他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楼兰遗址，发现了《居延汉简》。赫定不是斯坦因那样的文物盗窃者，他被中国政府聘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顾问，以正式的身份进行考察。因为他的发现，他一生获誉甚多。在晚年衣锦荣归后。他把发掘出的一部分文物带回瑞典，进行研究。他去世后成立了斯文·赫定基金会，扶持继续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

　　斯文·赫定基金会就位于瑞典民族博物馆里，与中国大使馆只有一墙之隔。这里面最重要的收藏就是斯文·赫定从中国带回来的那些文物，那是瑞典另一处中国文物中心。但与远东古文明博物馆不同的是，它的收藏偏重于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文物，以藏传佛教的文物居多，无数座鎏金的佛像精美无比，默默地面对着金发碧眼的洋观众。中国馆大厅的中央，竟然有一座清朝宫殿的建筑模型，这是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之一普陀宗乘之庙里的“万法归一殿”，是按照十比一的比例制作的。当年斯文·赫定来到承德后见到它，惊叹于它的无比精美，建议将它送到美国去参加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展出。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如愿，后来由梁思成负责复制了一座万法归一殿，送去芝加哥和纽约展出，中国的这座古典建筑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展出结束后辗转运到了瑞典，被收藏在远东古文明博物馆内，但那件一比一的复制品限于条件一直没有展出，现在展出的只是它的十分之一模型，但已经足够惊人了。斯文·赫定还对另一件中国古建筑雍和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宫里的建筑和各种陈设进行了仔细的测绘和照相，并把它编成图书，这是世界上最全的雍和宫资料了，后世无一人能够做到。

　　斯文·赫定无心作画家，但他也是一位画家。在对那些蛮荒之地进行探险和考察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做着记录，并把他所见到的一切都画下来。他并不是个专业的画家，也不搞创作，然而他留下的那些画作真实地再现了100年前中国的西部面貌，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他的画巨细无遗，简洁明了，是对他照片的一种补充，即使仅仅作为视觉艺术来欣赏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速写我在他的那本《亚洲腹地旅行记》里已经看到了印刷品，据说它的原作就陈列在民族博物馆里，与他生前所用的那些珍贵资料和书籍存放在一起。

　　100多年前，当斯文·赫定作为来到中国探险的第一人踏上新疆的土地时，他曾说：“来了，见到了，就征服了！”如果不把这句话看成是殖民者宣言的话，那应当是代表着西方学者们对神秘的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态度，对于那些开辟荆莽的先驱者来说，某种意义上确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