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曾是要求背诵的好文章，但时间一久很多章节便淡忘了。唯独寿镜吾先生带领鲁迅的同学们吟咏“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场景，至今仍似一幅鲜活的图画。如今，三味书屋早已物是人非，而站在“早”字桌前，那种此起彼伏的吟咏声仿佛就在耳边。相比之下，我们的语文课堂就几乎没有了尽情吟咏的机会，老师更讲究在默读中领会文章意思，其实这就把文章的味道大半地摒弃了。过去私塾先生教诗文，必先摇头晃脑地带领学生吟咏，而后再一一解释文意；或者也有不解释而径直咏下去，让学生自然而然地领会文意的，所谓“书吟百遍，其义自见”。可见，领会中国的旧诗文一半以上的功夫都在吟咏里，不吟咏是无法将诗文意思参透的。

　　旧时的读书人也是最解吟咏之乐的，凡遇美文佳构，必摇头晃脑地高咏一番，而这一摇头一晃脑之间，诗文的味道就全部出来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如果只似嗑瓜子般地读下来，岂不没劲？四六对仗的六朝骈文，你没有忘情吟咏过，又怎么体会它的一唱三叹之美？大家熟悉的《岳阳楼记》固胜文字韵律之美，倘平平读去，则毫不起波澜。笔者曾在一次晚会上听人朗诵此文，纯用旧时读书人的吟咏法，声音、节奏非常之美，尤其到“此乐何极”时，将“何”极力拉长，读成“此乐何——极”，“极”的声调又努力上扬，顿时全场哗然。

　　适于吟咏是中文的特权，那岂是西方所谓“咏叹”所能比的？我们对中国诗文日益见深的兴趣与感情，也因为这种“特权”而夙兴夜长。诗人余光中经常获邀去世界各地参加花样繁多的诗歌朗诵会，在会上用英文朗诵过某些西方大诗人的大作后，他觉得不过瘾，往往要吟咏一两首中国古诗文。他先朗读英文译文，然后用中国最“原生态”的方式吟咏中国古诗文。每当吟咏声一起，掌声必也骤然响起，“无一例外”。外国人对中国古诗文未必全解，而掌声则说明他们被中国式的吟咏深为折服，这正跟我们欣赏、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同理。生长在一种文化土壤上的东西，也许无法让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完全理解，而美的东西往往能冲破国家、种族及语言的界限，她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就适于吟咏、讲究音韵而言，中国古代的文章与诗歌同之。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教作文，只授给学生五个字：观世音菩萨，其中的“音”，指的便是音律、音韵。中国作家与诗人历来重视作品音韵的和谐与优美，只有既重内涵，节奏又优美的好文章才能千年不衰。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情感，精炼的语言和音乐般的节奏，共同赋予了中国诗文强大的生命力。

　　吟咏也要讲环境，在五湖之滨的渔舟里吟“大风起兮云飞扬”自然很不相宜，吟《渔父辞》却非常恰当。相反，在风尘跋扈的大漠上，要吟“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才更添悲壮；“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又最好回到王维的辋川隐庐里去吟。只有诗境与情景相谐，才能让诗意升华；反之，就牝牡相接，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据《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指柳永）词，只如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一则极诙谐，颇有《世说新语》之风，其中的“幕士”也是深知词者，对吟咏之美也有深切的理解。

　　语言的发展是社会、时代之需使然，中国的白话文晓畅如话，不能不说是语言的大进步，而于诗文吟咏这一道，又远逊于中国古文。古典文学里的诗、词、曲、赋，莫不便于吟咏；现代诗与现代文，只便于诵读罢了，若用老办法来吟咏现代诗文，终觉味道不对。白话文明白晓易，适宜快诵；古诗文隽永蕴藉，更适于吟咏。若想一饱吟咏之乐，我们还是要求之于中国古典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