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田先生以累年所积论书散篇四十余万言，辑为《初果集》，上编专收成篇论文，下编则以治学笔札为主，所考所论，以有唐书学为目标，涉事及史，论人于书，大体上反映了关田先生学术活动的主线与范围。

　　从关田先生的系列著作和《初果集》看，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比较鲜明的学术特色与学术贡献。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以隋唐书法为着力点而不唯书法是论。比如在《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他把研究的重点投入到时代文化与书法发展的关系上，从而揭示出唐代的书法品评标准不全在于书法艺术本身，还与帝王的评骘喜好、书家的家族背景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文史结合的广阔文化视野，就能为书法研究，提出新的问题。

　　其次，在断代书法史的研究中关注到一个时代的书家群体。关田先生对唐代书法史的研究有着明晰的认识高度，他在完成对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等主流书家较为详尽的考察后，以之为关纽，渐次扩展到一个时代的二三流书家，乃至地位卑微的书手、经生的研究中，从而完整地描述出一个时代的书法流脉与书法文化现象，这无疑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即此而论，《初果集》中的《窦臮〈述书赋〉注及所注唐人考》、《唐代楷书手、书直和经生》、《唐墓志中的书学资料》和《唐书人随考》五十余则，不再是简单的史料学与文献学材料，而是有了鲜活的史学价值。

　　再次，以文献为根本、关注新材料的实证方法。历史文献学是传统学术的基本范式之一，自晚近王静安先生倡导“二重证据法”以来，学者日益重视近世发现、出土的新材料，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由此得到大步推进。关田先生在他的唐代书法史研究中，有感于近世论书者多喜作高论，往往随意所致，臆断书法渊源之流弊，故于诸多史籍记载的材料并不盲从，而是立足时空的纵横坐标，小心求证，时有新论。可贵的是，他以陈寅恪先生“预流”之倡时相警策，认识到利用近世出土的文献资料，尤其敦煌文书和隋唐墓志，来拓展隋唐五代书法史研究新局面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这样做的同时，虽然会引出一系列必须深入思考的新问题，但充分利用新材料，尽力解决新问题，是任何一位有时代责任感的学者所无法回避的现状。确如书中所说：“求新，就是要努力探索，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发觉新资料，提出新见解。”

　　最后，着重谈一谈关田先生的年谱、年表之作。据我所知，当今的书法史研究队伍中，能潜心年谱之学者尚不多见，而能获得学术界认同的成果更属凤毛麟角。关田先生不辞辛劳，从《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涉及近一千五百方墓志的钩稽，《颜真卿书迹著录散记》钩考近一百五十则之类的基础著述做起，可谓“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更有《唐代书法家年谱》五十余万言的搜汇辑考、订谬增广，出版后又在作进一步的修正。凡此种种，均为其深入治理书法史乃至文化史的必要研究，于史学领域亦多有填补空白的功绩，实为嘉惠后学的大手笔。可见他并不颛意书学一隅，而有治史的胸襟。其中甘苦，作者自知。（本文编者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