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文史的兴趣，肇始于美术。少年时看连环画《三国演义》、《西游记》，为那些精彩的画面与生动的情节所吸引。稍稍长大了，便开始阅读古典文学名著。而后又迷恋上历史。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历程。

　　初中时，家庭出现变故，父亲因不识“鸣放”的“阳谋”而被打成“反革命”，锒铛入狱。我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成熟了，觉得美术、文史与政治的关联太密切，乃避祸而不问政治，将兴趣转向“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高中时最崇拜的人物便是伽利略、牛顿、罗蒙诺索夫、爱因斯坦。可是“白专”之路也行不通，高考因家庭成分问题而落榜。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虽然我的考分已超过了第一志愿清华大学的录取线，但我的档案上写着“该生不宜录取”。接着便是被“动员”下乡“改造”，“彻底背叛反动家庭”。

　　到了“广阔的天地”，背着沉重家庭成分包袱的我依然不能“大有所为”，只好夹着尾巴做人。要想再学理化，无实验室可依，自然是不行了，于是为了填补精神的空虚，又开始阅读文史书籍。虽然不久“文革”开始，但农村相对较为安静。白天“促生产”的我，到了晚上还能依偎于茅舍的孤灯下偷偷地阅读《燕山夜话》、《东周列国志》、《史记》、《红与黑》、《名利场》、《悲惨世界》， 《静静的顿河》、《德伯家的苔丝》等等，这些“四旧”书籍仍然在知青中流传着，这里毕竟天地广阔。

　　在余杭农村度过了相当于抗日战争那样漫长的8年岁月后，我在招工大潮中返回了杭州，安排在小小的集体运输队中拉大板车、做装卸、干电工、修汽车，这样一晃又是7年。一生中最好的15年青春年华便断送在极“左”路线的手中。

　　感谢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党中央批准同时成立了研究生院，不拘一格选拔人才。1978年我有幸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批研究生。3年后，获得周扬院长颁发的历史学硕士学位证书。

　　从1982年至今，又15年过去了。我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从事科研、教学、编辑、创作等工作，虽然条件不能尽如人意，但学术上却是无拘无束，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我研究明史、清史、文化史、科技史、经济史、军事史、美术史、宗教史、民族史，鉴定文物，寄趣书画，走南闯北，入西域，下云南；又渡洋访问美国，精神上感到较为充实，于是陆陆续续写下了一些美术、文史方面的学习心得，积腋成裘，厘成文集。如果说尚有可读可取之处，则主要归功于时代的变化。我所经历的两个15年——极“左”路线误导下的15年，与邓小平、江泽民正确路线指引下的15年——无论对中国知识分子还是老百姓来说，皆有着天壤之别。人生能有几个15年？折不折腾大不一样。我平凡而坎坷的经历，就是具体的说明。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但愿今后，永无折腾，国泰民安，文运昌盛，故挥毫落墨，是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