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泉印月
与弄堂口的煤炉
有朋友要做道教茶道,因为《二泉印月》与道教有一点渊源又比较通俗,就想用来配乐,让我推荐一个合适的版本。我说,用吴祖强编配的弦乐合奏。他不以为然,说为什么不用原本的二胡独奏,为什么不用原汁原味的阿炳本人演奏,而要用洋弦乐,还是合奏。我说,气象开阔直指人心。他又问,阿炳版如何?我说,寒碜。他颇愕然。
对于《二泉印月》,其实我一直以为阿炳版是最好的。从一般道理上讲这也是对的,我们总是以为作曲家自己演奏或者指挥的版本是最正宗的,自己的作品自己解释毫无疑问是最权威的了——尽管从现代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并不一定。
前段时间因为要做一个有关茶与音乐的讲座课,把阿炳版找出来听了一下,突然觉得味道不太对,但一下子也不知问题在哪里。想了一会,冒出了一个词——“寒碜”。
确实,阿炳也是够“寒碜”的了。父亲是个道士,他想做个道士也做不成,瞎了眼睛,流浪街头,最后,连华彦钧这个名字都被人忘记了,只叫“瞎子阿炳”。当然,这些并不妨碍他作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作曲家——而且在民间最著名。
阿炳不但能够演奏多种民族乐器,而且能作曲、作词、编曲、演唱,据说能演奏700多首曲子。1950年夏天,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曹安和黎松寿等去无锡找阿炳录音、记谱。当时录了6首,本来准备第二年再去录,没想到当年12月,阿炳竟吐血病故了。我们现在能够听到的阿炳演奏的《二泉印月》,就是其中之一。6首与700多首,十分之一都不到。
你说这样的艺术家要是不“寒碜”那一定是假的,乐如其人。
想起上世纪20年代,林语堂有一次去看郭沫若,只见郭沫若蹲在弄堂口上生煤炉,一只手扇着炉子,另只一手抱着孩子,浓烟呛人。黑呼呼的屋子里面传出来另一个孩子的哭闹。林语堂之后说,这样的生活,哪能做出优雅的文学来。当然,在林语堂这种标榜“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语丝派”贵族眼里,郭沫若这种鼓吹“普罗文学”的“创造社”们的“创造面孔”就是“寒碜”,“寒碜”的人、“寒碜”的文。
那么,是不是不差钱的艺术家就不会“寒碜”呢。那也未必。吴昌硕在上海绝对不差钱,但就如胡兰成所说,其书法有“三分市侩气”。“市侩气”就是“寒碜”。这种“市侩式”的“寒碜”,扬州画派即为其滥觞。这批画家靠傍大款“唱堂会”拿红包生活,哪能不“寒碜”。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人与艺术已成昨日黄花。
你以为那些养尊处优的宫庭画师就不“寒碜”了,那是一种金碧辉煌的“寒碜”——你只能“金碧辉煌”。而相反,倪云林画的寒林倒一点也不“寒碜”。
那些硬要做出个人风格的艺术家也“寒碜”。那是“职业腔”的“寒碜”。
而舒伯特的音乐丝毫不“寒碜”,尽管他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寒碜”。
看来,艺术的“寒碜”与差钱不差钱不一定有关,与画什么一定无关。
高名潞去年在《新周刊》上发了一篇叫《泡沫大师和皇帝新衣——艺术产业和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文章,他说:“久而久之,人们逐渐看到‘流氓’和落魄并不是一回事,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流氓价值观’极其灵活。官也好、商也好、外国的也好、中国的也好、大众的也好,这些标榜‘流氓’的艺术家一概通吃。最终,‘符号’只是一个可以打上‘政治正确性’身份的自画像,这个自画像依然保持着相同的‘表情’,但是变换着不同的背景。
‘天价大脸’之所以能运作到这一地步,和这些大脸宣称的‘前卫’道德有关。然而,这种道德观不过是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正确性’的追随和表演。中国当代艺术家很聪明,知道题材是表现‘政治正确性’的最佳途径。比如,我刚刚在天安门附近的一个画廊里看到一件作品,画上有一只‘绿狗’,然后旁边加上一个坦克和天安门。如果单看画面,我们或许感到这是在述说一种‘政治正确性’,对一个事件的批评。然而,如果放到艺术家的现实情境中,这很可能就是为了卖点。因为,这个艺术家刚刚才喊出拥护政府和爱国的口号,怎么忽然又变脸?我们可以在当代艺术中看到很多这种类似的灵活性标榜。”看,这就是那些“天价”当代艺术家们的“寒碜”。
“落魄”可以不“流氓”,差钱也可以不“寒碜”。中国文人画中的最高规格为什么是“逸品”,它就是一种在超越功利之外坚定地做一个从容不迫的自己的艺术。所以,它比“神品”都高——因为就是神也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倪云林的寒林不“寒碜”,就是因为他只是自己“抒胸中之逸气”,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他也有生活“落魄”与“寒碜”的时候。中国文人画的最高评判标准,“古意”与“静气”就是不“寒碜”。
“落魄”不“流氓”,差钱不“寒碜”,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不用艺术来赚钱,自有其他赚钱的路径,就如真正的中国传统文人画家,或者如托尔斯泰说的,艺术家要会一门手艺,比如补鞋,或者干脆是富二代;二是,你认定当艺术家就是受穷——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概念,你认定要当一个精神贵族。在传统的欧洲,真正的艺术家就是“波希米亚人”——吉普赛式的流浪汉。
去看看普契尼的经典歌剧《艺术家的生涯》吧,它又叫《波希米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