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了8月18日这个吉利日子，我乔迁新居。我把沈定庵先生1990年那年为我写的一副楹联找出来，重新装了镜框，挂在我的客厅。每当我静下心来，凝神专注楹联上“彊恕事於仁者近，撝谦身向吉中行”的联语时，联语的书法总以一种凝重雄健的气势向我扑面而来。那时那刻，常使我思绪绵绵——由这副楹联，使我回想起与沈定庵先生先前交往过的二三桩旧事。

　　1987年，正是中国钢笔书法蓬勃兴起的年代。我曾与书法家沈定庵先生有求字的一次往来，便请沈先生写了一张钢笔书法；本想拿给《中国钢笔书法》刊载的，但看了后忽有感触，便写了篇《读沈定庵先生的硬笔字》。文章中议论：沈定庵先生的汉隶书法在国内是很有影响的，其造诣之深自不待言，可他给我写的硬笔书法却是行书。由此我认为：硬笔书法是书写的实用便捷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一种书法表现形式，用隶、篆书体来表现难免刻意做作？等等。想不到，编辑部请书法家骆恒光针对我的观点，写了篇商榷性文章，合在一起，冠以《关于沈老硬笔字的通信》的篇目刊于《中国钢笔书法》1987年第4期上。当时这本杂志总发行量达到100多万份，传播面、影响力极广。后来，据沈先生告诉我，他去广东，有人向他说起杂志上的文章，他看了后，便对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也由此，出现了令我感动至今的一件事——

　　1988年旧历正月初六，我收到了沈先生整整四张信笺的长信。信中写道：……初四的清晨，我像儿童似的在雪中手舞足蹈，乐得呵呵大笑。还嫌不够尽兴，我索性想去枫桥一游，亦可探望几位老友（包括你）……读完沈先生的信，我才知道，正月里他从绍兴到属我们诸暨地界的屠家坞村姐姐家拜年，恰逢天降大雪，信中纵情抒写了他在雪中的心绪，字里行间无不显露那欢喜雀跃、忘我物外、童心未泯的神情；并在信中谈及自己应对世俗应酬的困倦和对我的好感。而更令我动情的是，他老人家因心里有骆恒光（他也在枫桥老家过春节）、老干部石正良、石皎月父女俩和我几个知己好友，一个已到耳顺之年的老人，竟冒着鹅毛大雪，骑自行车从屠家坞到十多公里远的枫桥镇上，来探望我们！因不巧都没能谋面，故特意写了这封信表达了惘然的心情。

　　说老实话，当时我由于修养原因，读罢长信，还不能从中体味到沈先生在那种年代里，像他这样有很高书法造诣的名人，待人接物居然乎有如此动人的纯正和朴直。但对书法家一直有种朦胧崇仰意识的我，心里顿起登门拜访沈先生的念头。1990年，我去绍兴参加绍兴市政协会议，报到后安顿好住宿，我就直奔沈先生家。沈先生见到我，非常高兴，畅谈许久，以十分诚意留我吃中饭。后我冒昧提出，请他给我写幅字。岂料，沈先生不仅满口答应，还问我会议开到何时。并嘱：我不想当即应酬，在这几天里，待一旦到平心静气时，再写。到了我去取字那一天，沈先生一见我，边在我面前展开他为我写的楹联，边显得分外兴奋地对我说：小屠，我为你写的这副联对，连我自己也感到出乎意外的满意！你看看！！

　　这就是我在开头提起的这副楹联。只见联对边款写道：此伊汀州联句。五十年前避难广州湾时，曾获观伊隶手迹，叹为观止！今背临之，不求形似，求其意也。一九九零年己巳腊月二十夜，艺友渭兔惠临书舍，谈艺良久，款以清茶，并赠是联，示知己也！沈定庵并识。

　　当时的我虽到不惑之年，由于学养浅薄，疏于感悟，本应面对沈先生如此厚爱不禁诚惶诚恐，却只是表示感谢而已。往事如烟。和沈先生的交往一忽近20年过去了，我对他老人家的关注只有《绍兴日报》的“山阴道”副刊上他撰写的 “近百年绍兴书画家小传”连载，其他情况一无所知；书法作品也只偶见于民间而已。我对沈老书法艺术的造诣作重新思考，是由于近些年社会上悄然刮起了一股收藏沈定庵先生书法热，是由于面对社会各界层出不穷争鲜斗奇的书法家，是由于沈老为我写的楹联引发的几件旧事……我以我经历了近六十年的人世沧桑，对文学艺术没有停止过观察和思考直到现在。我以为，文学艺术的成就，当然决定于一个人的秉性、素养、悟性、聪敏、钻研、执著、视野、师承等等。但我总觉得，“人必有芳菲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而就书法而论，心迹合一是一个书法家进入最佳境界的要诀。沈老为我写楹联时，他面对的不是至亲，不是高官，也不是富人，竟有如此神来之笔，窃以为，这和他当年那种为人为事的率真纯真相关。这在我回忆和余仁天先生的交往中曾经感叹过，眼下又不免觉得，在艺术作为商品化的大环境中，在书法艺术成就上较难寻觅可与余仁天先生和沈定庵先生相提并论的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