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下午3点多，我坐在东航由上海飞往汕头的班机上等待起飞，飞机已经延误一个多小时了，我烦闷地望着窗外，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在上海龙华殡仪馆银河厅里，一位96岁老人的告别仪式将要举行。

　　傍晚前，我走进家门，随后我翻阅刚刚拿到的离家这段时间的信件，一个白色信封出现眼前，信封下方，一行黑体字是这样扎眼——“杨可扬同志治丧工作小组“，我无比震惊，遗憾不已！这位著名老版画家生命的最后日子，我正在上海看世博，但却全然不知老人病危的消息，我因此错过送老人一程，这种遗憾几日来一直盘桓心头挥之不去。 现在，我的书桌上放着这几年杨老寄赠的藏书票和贺年卡，睹物思人，回忆有如翻开的书页，往事缓缓流出。

　　认识杨可扬老师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我在晚报主编“艺之林”美术版，为了让这个版面更有时代气息和文化品位，我们策划了一些有特色的专版，同时向全国有影响的美术家组稿，这样，杨老的作品多次刊登在这份作为特区窗口的报纸上。我们做了好几期的“藏书票专版”，配合提倡“读书、爱书、藏书”的理念，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有的读者从对藏书票一无所知到喜爱和收藏藏书票。

　　在与杨可扬老师的约稿往来中，我感受到一位老艺术家崇高的精神力量和对年轻美术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十几年前的媒体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和开放，编辑都是直接向作者约稿，而不像现在可在网上“囊中取物”。本报稿费虽低，但我们的美术版能够频频为读者送上高品位的美术大餐，我们策划版面的经验还在《中国记者》上推广，全靠像杨可扬老师这样的胸怀宽广的老艺术家的支持引导。十多年来，我与杨老保持着联系，杨老不仅慷慨寄赠书票，每年春节刻印贺卡也不忘给我寄来一帧。每看到这些出自耄耋艺术家之手的作品，心中无比宽慰，老人的创造力还这么旺盛，这对每一位热爱他的读者是一大幸事。想起我与杨老藏书票的缘分，还有这么一件趣事。

　　2002年我接到杨老一封信，读后大吃一惊，原来他老人家去年底为我刻了一枚书票，并已寄来一段时间了，问我有没有收到。杨老在信中说：“为了感谢你对我的藏书票的关注，特为你制作了一枚。”感动之余，我急忙去信告知可能失落在邮路上了。谁知颇具戏剧性的事儿却发生了，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一眼瞥见一个信封上粗壮有力的笔迹，知道是杨老的，打开时，滑出几枚“澄子藏书”藏书票，读信的内容后发现就是被认定遗失了的那封信，这信从上海出发足足跑了几个月，后来的信却在前头到达，令人啼笑皆非。

　　就在这一年，我第一次见到尊敬的杨老。5月下旬的一天，我的画展在上海举行，那天下着微雨，没想到89岁高龄的杨老在张子虎老师的陪同下亲临画展现场，真让我惊喜万分，于是在我的画作前，我和崇拜已久的杨可扬老师合了影。杨老神采奕奕，与当时正患感冒有些憔悴的我形成对比，我一直珍藏这张照片，如今成了永远的纪念。

　　作为“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的获得者，杨老一生创作了很多有重要影响的版画作品，但被许多人熟悉却因为小小的藏书票，的确，这种外来艺术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中，老人作出了突出贡献，所以人们常常把他和“版画珍珠”联系起来，叫人感到亲切。我则在杨老的版画和书票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并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杨老常常从日常生活细微处取材，他的作品大气简洁厚重，在色彩运用上有独到之处。记得杨老有一枚书票《水仙花》，白色的水仙头被大胆处理成红色，和上面的绿芽成鲜明对比，加上黑和白的调和，醒目庄重高雅，他的那帧《寻常蔬菜》也是由黑白红绿构成，产生了大俗大雅的美感。此后，我尝试在我的画中使用大红大绿，比如红漆屏风前放上一盆绿荷，强烈的色彩对比果然收到很好的效果。

　　今年是传统的虎年，我收到杨老的贺年卡，一看欣喜万分，世博会吉祥物“海宝”骑在布老虎背上，举着“2010”小红旗，憨厚可爱，充满童心，老艺术家期盼世博在上海举办的心情跃然纸上，我不禁在心里祝福杨老健康长寿。可是今年春天的异常暴冷天气使杨老旧病复发，终于走完近一个世纪的辉煌人生。此刻，我在电脑前写下这些文字时，望着墙上杨老去年赠我的题字“天道酬勤”，想到杨老的儿子杨以磊老师在博客上给我发的纸条“父亲精神永在，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的话，我想，不仅杨老的后代，我们也将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的人格精神影响下，真诚做人，勤勉工作，不愧于宝贵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