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余任天先生只有一面之交。用实在的话说，只能说见过一面。因我对书画一窍不通，哪谈得上“交”呢！

　　大约在1980年前，我去杭州张慕槎先生(浙江省文史馆馆员、诗人、书画家)家为我们县文化馆办的《浣纱》杂志取他的诗稿《五泄呤》。他让我欣赏沙孟海、余任天等书画家的作品，并指着余任天先生的书画对我说，余先生是我们诸暨老乡，在我们枫桥学勉中学教过书哩，到时候我陪你去向他要张字画来！之前，我通过朋友骆恒光先生常和一些书画家有来往，有意无意中听到过他们对余先生的书画的评价，也曾在杭州湖滨六公园附近省政协礼堂听老作家茹志鹃文学创作谈时，无意中也看到过挂在那里的一幅余任天先生的山水画，那气势磅礴的画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听张先生这么一说，我便生心了。不久，张先生带我到了余先生那里。他老人家对余先生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我们的老乡小屠，我带他来向你来求字画的。余先生当即点头说：叫我画画有点困难，我的视力不好。我给你写张字吧！我这才意识到，刚进门那一刻，看到他正伏案在作一幅画时，为什么一只手握着一管笔，另一只手拿着一面放大镜了。我说：好！好！他居然又征求我的愿望：给你写什么内容好？我就拿出早抄录好带在身边的陈洪绶(老莲)的二首五绝：

　　白莲花里风，红藕花下水；赠人以美言，文心当如此。——《题画》

　　诗就不寄君，君知有诗否，一夜数十章，酒尽将一斗。——《赠九芝伯》

　　余先生看了内容说:好。陈老莲也是我们老乡呢！

　　之后，我便呆呆地坐在那里，听两位老人聊天。我那时又不懂书画；又不了解余先生的艺术成就和为人品质已得到潘天寿、沙孟海、刘海粟等中国书画大家的很高评价。因此当时既没有感动万分，到现在也对他们所谈的内容竟一字不记得，更没有主动向余先生提及有关他的种种话题，由此能面聆他的一番教诲

　　回家过了个把月吧，我就收到了张慕槎先生转寄的余先生给我写的一幅书法，内容完全是按我给他的陈洪绶的二首诗。

　　还有发生在二十五前的一件事。一天，我在当时的诸暨工艺美术社张一青先生那里聊天，忽来了一个矮小的老农。他兴冲冲地向我们展示了一把素白色大折扇，说：余任天先生为我题了扇面呢！我们一看，果然一个扇面满满地是余先生题写的书法真迹。他告诉我们：他刚去杭州回来。他是特意寻到余先生那里去的，向余先生自报家门：他也是诸暨浬浦人，你我是小学时的同学哩！余先生连声说难得难得，并以茶相待小聚片刻后，欣然在老农早准备好带着的白纸扇上题上一首长诗。这位来自浬浦的老农告诉我们：他年轻时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是个小号手等等。看他瘦骨嶙峋衣衫破烂的一副模样，想必他历尽沧桑受尽磨难，是个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看他那心满意足的样子，想必在他的一生中，恐怕和余任天先生的相见并得到余先生充满同窗同乡之情谊，是最感到温暖最得意的事了吧！

　　对余任天先生的诗书画印，赵朴初先生说：“都是一流的”。启功先生说：“成就卓著”……这在三十多年前社会上几乎无人知晓。那时，我在枫桥老家老屋客堂墙上曾挂着余任天先生的一幅山水画。我的一位虽靠自学有一点传统文化修养但对书画却是门外汉的农民朋友叫阿洪的，有一天到我家来小聚。他一眼看到余任天先生的画，不由盯了半天，对我感叹不已地说：渭兔，这张画真怪，近看一簇一簇的(指墨色)，不晓得是什么。可离远点一看，那群山万壑、江流草木却清清晰晰、气象万千，仿佛身历其境。这使我想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自己所作之诗定下的标准：诗意要让村妇听了也明白了然。由此，在余任天、陆维钊两位先生离世后的1987年，我在浙大中文系骆寒超教授当时主编的《当代创作艺术》杂志的封二、封三上，选登了他们的书画作品，并作简略文字介绍，以寄怀念之情。

　　如今，按世俗的说法，余先生的书画在书画市场价格一路攀升、行情看好：按高雅的评价，他与黄宾虹先生各有千秋、不分上下。我们诸暨市新开辟的西施故里风景名胜区，则特地为余先生建立了一个“余任天先生纪念馆”，借此增色。但在我的心目中，却没有因为余先生身后有此盛名而心潮难平。我只是和当代的一位中年著名书画家议论时说过这么一番话：从你们一代书画家开始，要在艺术成就上超越前人，不仅要具有他们的胸襟心境，学习他们为学为艺，还得敬仰他们的处世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