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北京一直是帝王将相熙来攘往，才子佳人趋之若鹜的所在。

　　十七世纪的北京，既是康熙大帝的，又是纳兰性德的。一个乃一代英主，雄韬伟略，皓如皎月；一个是御前侍卫，却诗才俊逸，灿若朗星。但这位豪门公子不但能文，而且还是个武将。满族人尚武，在马背上打天下，所以，纳兰性德也被父辈们授以武功，从小练就了一身搏击之术，并精于骑射。康熙皇帝自己就是一个勇武、强悍的骑手加射手，所以，他身边的侍卫也应该是一流的角色。这样看来，纳兰性德倒是个文武全才。当然，纳兰骨子里还是个文人。只是纳兰性德英年早逝，令北京城的星空黯淡了许多。

　　辜鸿铭留在世人心目中的“遗老”形象是以北京为背景的。但他与北京的渊源却发生在他50岁以后，此时，他已经是个狂狷不逊、行为怪异的小老头了。在民初的北京街头，他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回头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更奇的是他的一套奇谈怪论，对西方文明鞭辟入里的批判，反倒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们引为高见；那些令人侧目而视的奇行，更令国人将其当作怪物。辜鸿铭对于北京，对于那个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时代，却是一种文化上的“板块碰撞”现象，碰撞出的，是一座绝尘仰止的高山。

　　张恨水与北京的渊源最深。张虽是南人，在全国走红，却在北京起家，也依傍北京读者对《啼笑姻缘》的认可，所以张恨水对北京感情极深。他曾说：“北平是以人为的建筑，与悠久时间的习尚，成了一个令人留恋的都市。所以居北平越久的人，越不忍离开。”从《春明外史》初露锋芒到《金粉世家》的大红大紫，再到1930年《啼笑姻缘》推出，张恨水在小说界的声誉已无可复加，1931年便可称为“张恨水年”。时移事往，张恨水，全国读者深为爱戴，受欢迎的程度持续十年而不坠。

　　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艺。她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英文水平极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双全而闻名。由于徐志摩的文学引领，她写得一手音韵极美的新诗，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以她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第一流文化学者，而她就是一个高级文化沙龙的女主人。

　　徐志摩与北京的渊源也相当深厚，曾两度在北京大学任教。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在人文科学的领域上崇尚独立的精神，葆有自由的校风。徐志摩一方面受到北大自由民主的风气的熏陶，一方面也和胡适一道，带给北大文学思想上进一步的解放与启发。

　　此刻，当我们穿越云烟雾锁的历史长空，凝望他们的故事时会发现，虽然很多的人与事，都已经沉落在历史的深处，但他们依旧鲜活，并未失掉固有的光泽；能在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后，仍给我们以更为本真和更为理性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