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为《老舍》一书封面设计了一块老舍先生肖像小浮雕，开始的时候跟舒家借来了好多书，不管看过没看过的，大概又看了一遍，觉得对老舍先生的认识加深了。可一动手，怎么做怎么不满意，他们家属和我都不满意。另起炉灶！有一个下午再做，一开始就觉得挺对劲儿，一个钟头就做成了。证实了我老师滑田友先生给我的肯定：“你，印象派。”这块浮雕真是偶然所得。

　　头年，这事过了有七八年了。舒乙找我，要我给八宝山老舍墓地做一个浮雕，墓碑已设计好了，磨光的绿色石头上刻有几轮水纹，我觉得这设计挺好，体现了舒乙先生从他留学苏联领教到的革命现实主义。老舍的像就像在水波中心。舒乙要求我就照着书籍装帧那小样做，要一模一样。按理说，我这学院派出身的人照抄一样东西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可一放大，那“小的”效果真难为死我了。费了挺大劲儿，也难以满足舒乙的要求。我总觉得那过去的感觉找着挺难。

　　这年，我有个机会可以赚不少钱。谢小凡好心好意把我推荐给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师安德鲁，为音乐厅的天顶墙面做“浮雕”砖。我想法国人都懂艺术，在墙上做出“水”的纹理，完整地体现那大“水滴”效果，会挺有意思的。会议上，我问安德鲁：“是叫我放大你们的小样，还是叫我根据你的‘意’去发挥？”他坚决地肯定了后者。于是，我很内行地问了他“交混回响”要求墙面最大起伏允许多少，他答曰：“8厘米”。回去我就钉了一个沙箱，拉来一汽车黄沙，请郝强来帮忙用水渍出一块“屋漏痕”——“行云流水图”来，挺好看，也应合安德鲁的意。

　　等那帮法国人来了一看，不满意，还拿来一块石膏小板，权作样板吧。看我做的跟他们的稿子不一样，不高兴。怪了，不是说好了没让我给你们做放大工吗？我对他们说：“我连自己的东西都临摹不像，更别说照抄你们的东西了。”安德鲁出尔反尔，把我当成买卖人，看错人了。我不会为几个大洋苟且，做我不会做的事。

　　今年学校要给我办个展览，有位策展人给我出主意，“把老北京系列放大做一批，准会成功。”我不同意，我不会把过去的东西再来一遍，因为我现在想的和想做的早已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再做不是难为我吗？

　　我是个手艺人，我的手艺是跟着我的感觉走的。凭良心干事儿，让别人给我下了个结论：“这人不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