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
符号化的
女性主义
■靳卫红(南京)
艺术是一个人结晶的脱壳,是个体的文化皮层。然而,支撑这文化皮层却是我们的人生。我对于女性身份的思考也凝结在此。至于在作品中我表达出来的如“长日无尽”、“人生长恨水长东”,实际上也是把古人提出来的人生问题或说处境再重复一次,而古人是对着清风明月,我们就对着高楼大厦;或是古人对着饥荒疾苦,我们面对着雾霾、毒食。这是人的问题,当然也是女人的问题,也是整个生命面对的问题,最终我们亮出的态度是文化问题。
单从人物创作来说,我确实是画女人画得多,实际上我对人这个问题更有兴趣,甚至对传统的问题也比单就女性问题要关注得多。另外,借女人的身份,我得到很大的认同感和熟悉,就是那种庖丁解牛的感觉,对自我有绝对的一种信任——创作者需要信任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
至于说在创作的时候有形式上探索的不确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或许真是我在画这些女人的时候,我会觉得她们跟我人生的变化有关联,大概这是我创作的一种依靠。我是一个理性的悲观主义者。理性,会变成一个人思考的动力,乐天的人可能不愿意多想,反而悲观的人愿意去琢磨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情,也愿意琢磨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情。或者,有深度的艺术多少都会有一些悲观主义色彩。当然,有很多的乐天,是把悲观主义隐藏下去的另外一面,那是另外一个事。
85美术思潮时我刚18岁,那是一个大量吸收外来艺术的年纪,也是一个很盲从的年纪。所以我受的影响是多面而复杂的。生命确实非常复杂,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不可预测,有两种态度来面对,一是拒绝,二是坦然接受。很多人拒绝,我比较偏向第二种态度,同时也要明白这是必须经历的事情。这个态度有助于你去理解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人生的变化。创作无外乎就是从基本的生命、生活体验出发,然后你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变成作品,变成艺术。
我以前很拒绝“女性艺术家”这个词。尤其在中国“父权”思想比较严重的社会,女字就代表你有弱势,是一个被看的对象。后来我慢慢地承认,我觉得它本身的价值是存在的,谁也没办法否认它。但是我不喜欢激进和符号式的女性主义艺术家的观点,我觉得价值不大,不过是把情绪揭露出来而已。女性主义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肯定,以及对自我存在的一个新的立场和新的发现及解释,而不是仅处于一个权力的立场。我不喜欢争权夺利的女性主义的解释。我一直在考虑“压迫”这个词,因为这是女性主义立场的核心词汇。我同意压迫的存在,也感受到被压迫,但,这个压迫在男性社会也存在,就像我们前段时间看《老炮儿》这个电影,对男性的压迫也很畸形。所以反压迫是人人都面临的问题。我相信女性主义是一个很开放的领域,而不是争地盘。
另外,女人的弱点是容易使用感性,并受感性驱使,因而发展自己深刻的思想并用来支撑作品是一条很远的路。现在看到的女权主义作品,大多纠结于个人伤害,我对此基础是有所怀疑的。我相信每个人的转变有她的个人经验和契机,但是依靠这种基础一定是非常薄弱的。简单化就容易符号化,这是我跟一些女权主义者意见不一样的地方。
(靳卫红,《画刊》杂志主编,现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