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起，我们连续刊行一份以艺术史与考古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出版物，并名之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

　　“艺术与考古”是一个较老的名词。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包括古典艺术在内的西方艺术史研究，即多以此为名。其中“考古”一词，主要指犹处于草创中的考古学研究；其基本的内容，乃是以美术史方法，研究挖掘出土的艺术品；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考古”，即对古代遗址、遗物的系统科学发掘与研究，含义不尽同。我们取以为题，并非有好古癖；“艺术与考古”之“考古”，也不尽取西方的旧义。在我们想来，较其他易想见的、或更通行的名称，这个旧词，或更符合我们提倡的包容性。比如，倘循名责实，则通行的“美术史研究”，原当以为“美”、或为欣赏而创作的作品为对象；而艺术史的对象，却多有不为美、或为欣赏而作者。“视觉文化”是一个新的名词；它强调非物质性的观念、态度、思想与文化背景，并以此自异于以鉴定、鉴赏为主的传统艺术史研究，而惟新是好，并非我们的追求。与之相对的“物质文化”一词，又太强调作品或“物”的物质侧面，与我们期待的“包容”，亦难两合。所以不径取“艺术史”者，既有现实的考虑（如已有同名刊物），也有学理的理由。艺术史的对象，若非传世品，便是考古品，各为江山之半壁；就后者的研究而言，何为艺术史方法，何为考古学方法，有时并不很清晰。总之，可想及的名称，都不尽合我们对包容性的追求。略与之合的，想来只有这较老的、亦较宽泛的“艺术与考古”。但词虽旧，我们期望其命则新：即包容所有的方法，包括老的、新的，及学科边界不易定的。

　　虽然如此，我们也非无所倡导。艺术史的对象，固然虽是作品，是“物”，但我们应问、并回答的问题，却无不与人有关：人如何设计、制作并使用了它？人对它有怎样的观念、看法，或感受？这些问题，唯有把物置于其产生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文化乃至经济的脉络中，方才问得允当，答得确当。时代好比织物，艺术乃其中的经纬，其材料、色彩、粗细及摛布的方式，莫不取决于与其他经纬的关联。如此开展艺术史研究，方可摆脱艺术史旧有的恋物倾向，并成为严肃的历史研究的一组成。为此，我们在用心于“物”的同时，亦须用心于同时代的全部或主要文献。我们相信，综合两者，方可希冀复原其赖以产生的经验与生活。具体地说，在倡导从历史序列的角度，去关注“物”或艺术品的同时，我们也倡导对同时代之主要或全部文献原典的细读、复读与历史性解读。割裂文献与思想脉络的检索式阅读、放弃历史原则的自由阐释、对二手文献的过度依赖──这些已渐成趋势的做法，是我们不鼓励的。

　　与许多学科一样，艺术史学科的边界也在不断游移；应之而来的，是方法的日新。作为此趋势的受益者，我们将尽其绵薄，促进学科范式的更新。但如何在“日新”中非仅不丧失、反而强化我们对文明传统的感受，进而加深我们对文明传统的理解，是我们期待与作者、读者一道思考并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