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喻锦，则农工商为丝绒，士为经纬。无士则丝绒不成经纬，无经纬则社会不成锦。文人个性，为锦上作添花，道释方外，为锦上作涤尘。士农工商，以士为四民之首，皆成年人，社会人也，文人如少年未进入社会，道释如老年已退出社会，故皆非社会人。晚明徐芳撰《三民论》，以当时的读书界，“士之亡也久矣”而“何文人之多”，提出社会人只剩下农工商三民，道理便在于此。

　　自古“文人士大夫”并称，而元之前，读书界主流为士人，以士、士人、士大夫、士人画、士夫画自称，而绝不以文人、文人画为荣。 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为文人，无足观矣。”司马光《通鉴》“不载文人”，顾炎武认为《通鉴》所载的是社会大事，文人非社会人，故“何暇录及文人” ？中晚明以降，读书界主流为文人，而以前代之士人、士人画皆称为文人、文人画，遂以文人即士人，士人即文人。

　　不知以两个以上名词为复合名词，可能为同一类物，但绝不可能为同一种物。如“帝王将相”，同指富贵人，但帝、王、将、相非同一种人；“工农兵”，同指劳动人民，但工、农、兵非同一种人；同样，“文人士大夫”，同指读书人，但文人、士大夫非同一种人。同一种物的不同名称，如母亲妈妈，是不可能组合为复合名词的。右军以“丝竹管弦”为文，尚为后人所讥，况常用词乎？昔人以李白、苏轼为例，论文人与士人之异，曰：“太白有东坡之才，无东坡之学。”才者，吟咏诗文的才艺，学者，经时济世的学养。我以为士人之间亦有异，“亭林有东坡之学，无东坡之才” 。胸中所蓄，才为文人所必有，而士人未必有；学为士人之必有，而文人所必无。故导致两者的价值观和创新观迥然不同。

　　士人志于道义，以“克己复礼”、“毋我为公”而“行己有耻”，文人志于文艺，以“纵己覆礼”、“为我自私”而“恬不知耻”。故士人多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事必高标气节，正气浩歌。文人则无社会的担当和责任，“破国亡家不与”，“五大真乐”、“三大败兴”，唯以个人物质、精神的得失为忧乐，而视“只知为人，不知为己”的尧舜、夷齐为尘垢粃糠，平居风雅倜傥，大异于俗人，临大事则“一筹不画”，甚至变节贰臣。士人“见贤思齐”、“述而不作”而“博学于文”，讲求在与众不同、“不做坏事情”的前提下来出类拔萃地创新，如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文人“无法而法”、“我用我法”而“变其音节”，讲求在与众不同、“把事情做新”的前提下来独立特行地创新。

　　这两种价值观、创新观各有利弊。故士人必令人可敬，过其度则令人可厌；而文人多令人可爱，过其度则令人可恨。如家庭中有一儿童，活泼天真，自说自话，随心所欲地折腾，家长必加倍地怜爱。而一旦“何文人之多”，家中七八个儿童，活泼天真，自说自话，随心所欲地折腾，家长必觉其烦进而生恨。唐宋之时，文人不占主流，虽“我意独怜才”，而“众人”已“皆曰杀”；晚明以后，文人占了读书界的主流，难怪顾亭林、傅青主要斥为士风大坏、文人无行，“无耻之尤”、“全无心肝”了。

　　士人、文人，并无明确的分界，但有不同的性质，即使性质方面互有渗透，根本还是不同。就像农民而为民兵，其本质是农不是兵，士兵而事屯垦，其本质是兵不是农。举其实例，韩愈、苏轼、顾亭林，士人也；李白、徐渭、袁中郎、董其昌、陈继儒、钱谦益、袁子才，文人也。

　　过去政府任用读书人为官，士人多委以言官、事官，以其以学胜也，足以“谟猷筹画”，其言、其事可入《通鉴》所载；文人多委以词章供奉、文学侍从，以其以才胜也，足以歌唱庙堂，其言、其事不载《通鉴》仅传于饭后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