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一门翰墨，史称“文章三苏”。三人的志向相同，但性情、文风却大异。所同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志道弘毅，自强不息。所异者，老苏“武张”以激越，纵横排奡，攻势凌厉，气壮三军。小苏“文弛”以和缓，温柔敦厚，主守不攻，壁垒森严。大苏则“武张文弛”，豪迈婉约，随机赋形，进退裕如。

　　文如其人。《上韩枢密书》《上枢密韩太尉书》《上梅直讲书》皆以卑微而干谒权贵，备见三家情性。

　　老苏的《上韩枢密书》开门见山：“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可见其怀抱一片报效国家、造福苍生的忠忱和“惊世绝俗，甚高难行”的才干，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急于得到一个施展的平台。其用心之急切，虽与韩愈奔走大人之门的毛遂自荐相近，但措辞却有“厉威武以振其惰”、无“推深仁以结其心”的好大喜功之嫌。

　　小苏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迂回从容：“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以益治其文，且学为政。”以退为进，谦恭得很。果然，后来荣登显赫，在其位“不谋”其政，虽“不谋”其政而恪勤其事，绝去“惊世绝俗，甚高难行”，全在日常上用功夫。虽以“乌台诗案”乞纳在身官为兄赎罪，谪监筠州酒税，辟听事堂之东为轩以为宴休，依然忙忙碌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盖“优游以忘其老，非所敢望也”（《东轩记》）。

　　大苏《上梅直讲书》由周公富贵，犹有“召公之贤、管蔡之亲不知其心”之憾；孔子贫贱，反有“天下之贤才”“所与共”之乐，发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之见。不得志，“有大贤焉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侥一时之幸”，得进庙堂，则必尽心尽职，虽仕途风险，“亦何以易此乐乎？”后来，在其位谋其政，虽屡黜于有司而直谏不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屡贬于边远而超然物外。

　　命如其文。

　　老苏执意要分个黑白，用智而斥愚，用勇而斥怯，用明而斥暗（《明论》），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尤其在一个“崇文抑武”而“百年无事”、歌舞升平的社会里，放言为将用兵之道，虽然切中了时弊，但又有哪一个当局者听得进去呢？所以，结果必然是毕生不用。他自比贾谊，大苏作《贾谊论》，以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实有纠乃父之偏之意。

　　小苏倡“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三国论》）。甚至分析吴楚七国之乱，针对晁错的“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认为“吾以为不然”。在他看来，只要“文帝忍而不削，濞未必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而晁错也不至死于“清君侧”。其无为而治的态度如此，乃能终身稳坐台辅。

　　大苏则知白守黑，当勇则勇人之所不敢勇，当忍则忍人之所不能忍。斥荆公，驳司马，当仁不让，义无反顾；赋赤壁，记凌虚，清远闲放，彻底放下。所以一生沉浮宦海而不改其乐。小苏评论其兄，对他的勇于担当不免有“不识时务”之责，但对他的善能超脱则又有自叹不如之羡。

　　苏轼论文，以为“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时而惊涛拍岸，时而湖光潋滟，跌宕起伏，其文章如此，其人生亦似之。而老苏则好兴风作浪，常行于所不当行，故不仕于其为最宜。小苏又“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能止于不可不行，故仕途于其为最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