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报：您是1958年考入广州美院附中的，当时的学校生活是怎样的？

　　钱海源：我1958年有缘被录取成为广美附中的第一届学生，与林墉、苏华、关则驹、谢志高、钟增亚、曹国昌、李金明、邹达清、郭德祥和熊启雄等都是同班同学。教我们的老师都非常优秀，他们对学生言传身教，把学生看若自己的小弟小妹和孩子。

　　美术报：有什么让你难忘的事情吗？

　　钱海源：有两件，而且都和潘鹤有关。我附中毕业时，虽然成绩不错，但是因为家境困难在面临升学选什么专业的问题上进退两难。在这人生的关卡上，给我们上雕塑选修课的潘鹤老师为我“指点迷津”，他说：“我看进雕塑系是你的最佳选择！因为，其一，你对雕塑有悟性；其二，你家境贫寒，进雕塑系上课用的泥巴、石膏、雕塑转台乃至素描纸都由系里免费提供，无需花钱买。”是潘老师这番充满暖意的贴心话，让我做出了进雕塑系的选择。

　　另外，潘老师1961年创作雕塑《艰苦岁月》成名以后，就由广东美协调进了广州美院雕塑系。那时候他很年轻，文革时却被打成反动权威。在危机四伏的 1967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我彻夜未眠，写了题为《为潘鹤翻案》的长篇大字报，贴满了广州美院办公大楼进门左侧的墙面，潘老师把这张大字报保留至今。

　　美术报：最近在做些什么？

　　钱海源：最近我给广东美术馆捐了350多封名家书信，其中包括刘开渠、叶浅予、王朝闻、关山月、华君武、郁风、王琦、华夏、贺敬之、钱绍武、王伯敏、潘鹤、迟轲、刘勃舒和陈少丰等老先生们写给我的书信。明年5月31日，广东美术馆专门为我做一个包括我的雕塑、水彩、彩墨和名家书信的展览。书信是一种人类特殊的文化，可是，这几千年来的鸿雁传书今天已被微信、短信、电话所代替，这批书信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书信体文化的一个终结，我相信它们有着深厚的文化价值。

　　美术报：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家书信呢？今年正好是“85美术”30年，当时您与这段历史有过怎样的交集？

　　钱海源：当时《中国美术报》发表了一篇主张要在中国美术界传播西方现代主义“瘟疫”的文章，还有人说“中国艺术刚刚走过了历史上最黯淡的100年”。我不赞成以上这两种偏颇的看法。我认为“全盘西化派”鼓吹西化彻底反掉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传统，反掉“五四”以来革命和进步的美术传统，反掉改革开放前30年的传统。我当时写文章寄过去回应上述一些极端观点，但当时的《中国美术报》和《江苏画刊》两个最重要的媒体却扣押不予发表。怎么冲破这种局面呢？我就把文章自费打印几十份，分别寄给很多名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老先生们看了我寄给他们的文章后，都认真地给我回信。其中贺敬之、叶浅予和刘开渠先生都是用宣纸或毛边纸写的信。华君武和郁风先生在回信中，对我批评范曾的文章表示赞同，王伯敏先生回信说“我很喜欢看你的文章，学术就应该有不同意见……”凡事都有两面性，因为文章被扣押不发表，而使我有幸收到了几百封名家书信。在来信的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老一辈艺术家对年轻一代的激励和鼓舞，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能够延续发展的期待。

　　美术报：2000年以后，您曾经写过许多对“当代艺术”的批评文章，是什么起因使您对于“当代艺术”持保留和怀疑态度？

　　钱海源：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前进的灯火，它应该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陶冶人们的情操。我们认为，对于西方现当代艺术中的精华我们要学习，但是那些丑恶的低级趣味的就要坚决摒弃。2000年以前，在美术界流行的一些名词术语，无外乎是“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等一些名词概念。可是，到了21世纪，这些名词被“当代艺术”这一名词概念统而代之了。这是由于2003年某美籍华人在北京双年展的发言中说：“很多流行的概念，如‘后现代’‘后殖民’等，都需要纳入‘当代性’的范畴中去考虑才能更确切地和中国的情况结合起来”。“总体来说，‘当代性’并不指所有于此时此刻创作的作品，而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特殊意图的艺术和理论的建构，其意图是艺术家或理论家通过这种建构宣示作品本身独特的历史性和时间性。”他咬文嚼字背后的言下之意就是，只有挪用国外的当代艺术，才能树立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新文人画、文人水墨以及主流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都不是他们认可的“当代艺术”。那到底什么才是他们所说的“特殊意图的艺术和理论的建构”呢？这种令人觉得怪异的理论观点很值得警惕！

　　美术报：那么“当代艺术”中存在的一些自我否定的观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钱海源：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年轻人。文革以后，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对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学习确实不够。

　　前段时间“苏州美术馆馆藏中国20世纪早期留洋艺术家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展出，从中可以看到，老一辈艺术家有选择地学习西方，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学习西方是为了要提高改善中国的文化艺术，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我们自己的文化，失去民族自信心。他们出国留学时，正值西方现代主义最兴盛的时期，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学习西方写实主义，将西方造型基础引进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艺术。

　　有些“当代艺术理论家”面对西方的文化侵略鹦鹉学舌，因为他们中有些人是从文学、历史、哲学和外语等专业转到来学美术理论，对美术专业的基础理论缺乏根基，不懂色彩学、素描关系和雕塑形体三维空间语言，只会离开艺术本体语言，拿一些抽象的社会学、人类学、科技新名词和哲学新概念，来愚弄和吓唬年轻人。

　　美术报：对当下美术界存在的一些概念的提法您有什么不同看法？

　　钱海源：一是关于“左”和“右”的问题。20世纪50-60年代当左派是最光荣的，可被戴右派的帽子就很可怕。1957年反右和十年文革中，有些所谓的“左派”，可能就是出卖别人的政治投机派。而有些“右派”，无非就是说了一些真话而已。现在情况似乎变了，有人觉得当右派光荣，因此，公开标榜宣称自己是右派；有人觉得现在被指为“左派”是没面子的，因而动不动就给人戴“左派”的帽子。其实这样也不对，学术观点不同，为什么非要按左右来划分呢？这样做难道不过分吗？

　　二是关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问题。我认为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有精英人物，我们不要制造对立，“体制”有缺点要改进，但不是要把“体制”彻底推翻重起炉灶。

　　三是我认为“岸上”和“江湖”，都有好的优秀的艺术家。传统戏剧中有摆擂台的擂主，站在台上自认为很了不得，台下年轻不懂事的上去就被他收拾，但真正有实力不作声的人上去后，不到三个回合就把擂台主ＰＫ掉了。艺术的繁荣有赖于互尊互重，学术争鸣也是这样。

　　美术报：请问如何关注古老的包括民间艺术的传统艺术，传统艺术在当下社会的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钱海源：我曾于1981年10月在敦煌临摹雕塑和壁画一个月，感受到了敦煌艺术是怎样从印度和西域艺术学习和借鉴，经历魏晋南北朝、到了隋唐，其中的佛教故事甚至绘画技法，都完全中国化了。可见中华民族是一条化古的龙，吸收外来能量都能转变成自己的营养。我认为，这些年来流传的“文化先进与落后论”，“艺术的新旧论”，危害极大！有些所谓“新的艺术”，可能是一堆垃圾，而有些被指为“旧的艺术”，则可能是艺术的珍宝。往往艺术越古老越精华，四川广汉三星堆雕塑、兰州博物馆的彩陶罐上的图案纹样等等都是几千年前的东西，依然有着震慑人心的现代美感，就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所以，用西方的所谓文化艺术“先进论”，来套用中国文化艺术是错的。

　　美术报：多年来您对美术界的现象、思潮或人物写过百余篇美术批评，敢于发声，不留情面，不避风险，这样的批评风格会不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困扰？

　　钱海源：对艺术的评价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指名道姓的学术讨论不等于人身攻击。我之前曾发表过两篇批评范迪安的文章，与他商榷“美术与国际接轨”与“艺术国际准则”的问题，范迪安后来见了我，都还是以理相待，很客气，这说明他有胸怀。

　　美术报：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广东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关山月和黎雄才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有以李铁夫为代表的油画家，有林风眠、李金发、何香凝、胡一川、司徒乔、廖冰兄、潘鹤和赖少奇等一批有声望的美术家，那么当代的广东美术界是什么状态？

　　钱海源：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届国展中，广东的入选率和获奖率在全国都很高，这是通过评委们评出来的，广东美术在全国的影响是众所公认的事实，并且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中青年美术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东美术家们生活和工作在改革开放为他们提供的政治上宽松、轻济上活跃、生活上富裕、艺术上自由、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大环境，一般而言，广东美术家比较实在，眼界和胸怀都比较宽阔，学术之间的争论当然会有，只是很少见诸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