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生”

　　在中国绘画史中，“写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传世文献看，“写生”最早见于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记》，亦见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虽然，他们都未具体解释“写生”的意义，但我们从《图画见闻志》中关于易元吉的记载中可以略窥其意义：“疏篁折苇，其间多蓄诸水禽，每穴窗伺其动静游息之态，以资画笔之妙。”这种细致观察、研究鸟兽自然生态的做法，表现出中国传统绘画中写生的重要特性。

　　从文献来看，“写生”之习惯称谓主要是指花卉草虫这类绘画作品及画法。传统中国绘画论花鸟是“写生”，是将“写生”的“生”字作为画花鸟者所追求的目标，属于形而上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形式问题，其意义和内涵是丰富而多元的。

　　19世纪末，西学东渐，西方美术观念传入中国，以东西方文化交融为特征的新美术运动渐次展开，传统绘画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在中国画程式日益僵化的背景下，为避因长期临摹而出现陈陈相因之弊，康有为主张“以复古为革新”，陈独秀倡扬“美术革命”，激烈批评中国画摹古风气，提倡以西方写实之法改造中国画。艺术社团、艺术院校旋即兴起，写生渐入人心，“写生课程”成为必修课，对透视学、解剖学乃至绘画形式等的研究都渐次深入。

　　自此，“写生”一词已跨越中国传统绘画对于“传神”、“写生”、“留影”三者之间的区别，成为面对现实对象的描绘创作出绘画作品的过程之泛称。这相对于传统绘画中对“写生”的理解和运用已出现了明显的转化。艺术教育家们在学院设置素描、色彩等为基础课，认为造型能力基本由写生训练而获得；另一方面，又倡导“以西法改造中国画”，写生也成了中国画改革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在20世纪，“写生”被普遍认同，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理由，正如俞剑华所述：“今日而欲变陈陈相因，奄奄无生气之临摹山水而欲为生气勃发、气韵生动之创造山水，非人人从事于实地写生不可，所谓行万里路，所谓师古人不如师造化”。强调“写生”在20世纪初确实具有尖锐的文化针对性，但“写生”是否是挽救近世中国山水画衰颓的“良方”，未有定论，但人们普遍认为，复兴唐宋绘画传统的希望托付于“写生”一途。

　　1949年5月13日，一个由80多位国画家在北平解放后两个多月内创作的200余幅新作汇集成的“新国画展览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格外受人瞩目，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说明中国画的画家们愿意接受这个伟大的人民时代的考验。

　　1954年2月23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山水画创作问题座谈会，确定了“中国画写生”的创作途径，以期突破古人的笔墨章法，创作出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之后，大批画家在各级行政部门或文联资助下，有组织地走出画室，到大自然中去，或边远农村，或风景名胜，或革命纪念地，其规模与组织史无前例。写生俨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潮流，画家们希望通过写生以提高绘画技法，体验现实生活，收集创作素材，从而探索自己的绘画语言与风格，甚而期望由此改变中国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