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6日，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邀，由湖南群众艺术馆馆长周汉平、韶山招待所所长赵伯秋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段千湖陪同下来到韶山作画。对于这次创作经历，傅抱石感到无比的光荣，心情十分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前后虽然只短短的9天，却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感受最深的9天，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要画它。”

　　在韶山，傅抱石丝毫不敢懈怠，参观了许多与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相关的遗迹，运用了速写记录的手法收集创作素材，可谓全力以赴。6月6日至8日，经过3天的实地考察，傅抱石对韶山形成了一个比较感性的印象，对构思“韶山全景”已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韶山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相关的特定场景，虽无现成的画谱可资参考，但有着现实的实景相对的要求，所以，傅抱石通过速写一则是获得具体的形象资料，同时也可于此中研究皴法或其他笔墨上的问题。有目共睹的是，用山水形式描绘韶山，不同于一般的表现自我或抒写胸中逸气的山水画。韶山因为所连带的革命历史的背景，除了绿水、青山、云雾等自然内容，还有作为领袖故里图像的一些基本要求，尽管这种要求没有明文规定，却有着基于崇敬心态的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的品评标准。显然，如果用以往的笔墨则不能达到时代的要求。因此，傅抱石在处理韶山主题的笔墨表现时，以浓郁清新的笔墨语言来描绘与歌颂韶山，重在突出一个“新”。

　　这里，曾经关注过西方美术的傅抱石在对景写生中力图表现直观视觉感受，适当吸收“西画元素”，在着重写实表现时融入了“西画因素”，以弥补传统中国画的若干不足，构造出了开阔的物理空间。尤其就视觉心理而言，《韶山图》卷中那些体会入微的茂密景象充溢着清新的生活气息，大大加强了视觉经验的亲切感，拉近了绘画与生活的距离，也实现了特定题材的政治内涵。这种表现方法比其他画家的画作更胜一筹，也令他人望尘莫及。

　　就“韶山写生”而言，傅抱石当时的创作心态、笔墨技法、风格样式等与他1957年的东欧写生作品几乎一脉相承，这倒不仅仅因为两者间隔太近而存在必然的相似，更主要在于其创作理念已趋向一致。在他看来，写生是“目观心记”的过程，仅是为创作之需而作“必要的记录”。需要指出的是，傅抱石在搜集素材后，精心绘制了《韶山全景》草图，而后根据这个草图进行创作。这在傅抱石创作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当然，这绝对是出于这项“严肃而光荣”的政治任务之需，谨慎心理可见一斑！

　　因此可以说，“韶山组画”已非一般写生意义上的韶山可比，傅抱石在习惯笔墨基础之上进行的新创造，基本与现实表达形成比较完美的结合，在“韶山”这个特定题材上俨然开拓了一个新境界，从而具有一定的风格史意义。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尤其是《韶山图》卷的创作体验为先前几乎未曾从事过长卷形式创作的傅抱石在后来的两万三千里长途写生、东北写生后诸如《延安图》卷、《三峡图》卷、《天池林海图》卷等一系列巨制积累了丰富的切身经验。

　　总而言之，傅抱石的韶山图式大多以深绿着色，着重刻画“日月换新天”的主题，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比较贴切地反映出韶山这一特定题材的精神特质，成为傅抱石晚年创作的主要倾向之一。当然，这种意象构成了20世纪中期“韶山图”的基本美学趣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