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画家一样，1950年代初期的傅抱石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农村，走进工厂，接触新事物，体验新生活，参加了一些具有“政府组织行为”的写生活动，并经常带领学生来到南京附近地区进行采风。面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他以自己的才情和技巧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技法与现实的关系。

　　1954年10月，傅抱石运用传统形式创作了《四季山水》屏，小心谨慎地将一些山林间劳作的点景人物移植到他那极具古典诗情的画面中，力图表现新社会的变化。1956年5月，傅抱石精心完成《南京风景》屏，将他所探索的表现新生活的山水向前推进了—步。在这段时间，傅抱石相继创作了诸如《玄武湖一瞥》（1955）、《初春》（1957）、《春夜玄武湖》（1957）等一系列风格清新的作品。

　　尽管如此，傅抱石1950年代前期的创作基本于探索中进行努力变革，而给他一生真正带来转折性的关键影响，则是从1957年的东欧写生开始的。

　　1957年5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执行计划，傅抱石受命率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美术家代表团出访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浏览风景名胜和古迹，参观建设工地和工厂，进行文化交流——这是他首次来到欧洲。在国外访问近百日的时间里，自称“在此之前，还没有过对景写生的习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傅抱石异常勤奋地写生，画下了大量速写，创作作品49幅，在布拉格、布加勒斯特举办观摩会，赢得外国友好人士的普遍赞叹。

　　总的来说，这批作品没有直接将尖顶教堂、伐木场和车站等典型的欧洲城市、建筑等人文景观作为画面主体，而多掩映于树木、山水之间的景物，恣纵率意的笔墨强化了以大块渲染造型的意味，并注重传达朦胧湿润的空气感，令人充分领略了浓郁的异国情调。虽然，用中国笔墨表现异域风光，傅抱石不是首创，但像他那样比较完善地表现出异域风情而又具有中国画特点并能强烈显现个人风格的，在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上，似乎要数傅抱石最为突出。

　　如今，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强调东欧之行对傅抱石绘画创作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的是，东欧之旅为他的山水画带来清新的意境，当年积累的写生经验对其后来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并引来若干根本性的变化。这种以写生为创作方式，成为他后来8年生命历程里的主要创作形态，并构成了其晚年绘画的最为重要的特色之一。

　　从某种角度来说，“东欧写生组画”可视为傅抱石自觉地从根本性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画的一个契机和发端，后来的许多写生之作即是沿着这条脉络的延伸。作为在中国画写生运动肇始阶段的创作实例，“东欧写生组画”真实地反映了傅抱石观察自然和创作方式的改变过程，开启了他晚年创作的基本形态。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努力确定了傅抱石在中国画改造的历史进程中的突出地位。这一切或多或少地归功于东欧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