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境遇

　　——革命与制度

　　伴随五四新文化、新教育运动兴起的中国现代美术学科建设，在20世纪所遭遇的文化革命、御敌保国、人民脱贫、政治运动等一系列历史颠沛接连不断。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之交，中国美术学科发展的速度、规模跨度之大，又是历史空前。这些主要由学科外部环境造成的扭曲、推动力量之大、之强、之不可抗拒自不待言。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外部因素反映在大学制度层面对学科建设的影响。直面这一影响，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学科始终未获得一个能持续10年以上的相对稳定、自律的人才积累、学科养成的建设时段，而急用先办、跨学科拼接、超常规发展的应变策略，却是现实的常态。今天，新一轮学科建设首先面临的，是这一历史过程所生产出的问题。

　　在分别解读了构成中国美术学科知识范式的四种文化力量的历史特点后，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关于中国美术学科建设问题的要点：

　　首先，中国美术学科现代知识范式“缺失”。起步于西方大学制度引进实践的中国美术学科，还没有完成中国美术传统与“现代”学科知识范式的学理、制度的内在融合，也没有充分吸收现代“浪漫艺术”的文化精神理念。这一问题最直观地表现为当下的中国高等美术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以相对单一的美术技能教学、创作实践为中心，分为中国画与其他画种并列的技能教学与美术史论教学的二足分立框架。其中，美术史论研究与当代艺术创作的互动关系薄弱，美术批评在教育教学、社会传媒中皆处于边缘地位。换言之，在西方以浪漫艺术进入学院制度为标志的从古典学院到现代大学的现代学科知识范式转型，在中国美术学科中还没有完成。

　　这里，不是说中国美术学科的知识范式一定要照搬西方的知识内涵与建构逻辑，挑明这一“缺失”，是意在凸显当下中国美术学科知识范式的特点与问题意识。就现代学科知识建构来说，源自西方的大学制度是现代学科建设实践所不可逆的，也正是借助西方这一“他者”，才能想象“中国”。

　　其次，中国美术现代形态建设路径“未明”。如何将中国美术文化传统融入现代学科体系，一直是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文化建设中远超出学科问题自身的人文价值关怀。今天，西方艺术的自身困境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骤，历史地给这一持续了百年的理想关怀提供了实践的新语境。换言之，在已然全球化的学科交流境遇中，将中国美术文化带入现代学科知识话语实践的每一步，都会给这个正变化着的学科带来新的智慧生长点。毕竟，对沃霍尔、博伊斯一代人的超越，在西方艺术世界中一直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在西方对中国文化镜像的持续误读中，在中国美术文化进入世界的自我定位与实践方法、策略的当下探索中，我们的路径还未明。如此而揭示的要害问题是：在世界背景中的中国美术文化现代知识范式建构实践，意欲如何？

　　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告诉我们，权力的最大特征是生产性。中国美术学科建设，以在20世纪中引进西方的学院制度（写实造型、写生训练、系科建设）+民族符号的现代创造实践（水墨、线描、当代人形象）为特征，建构起了学科的知识范式。经过前半个世纪的各种争论与探索，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基本形成了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一体的学院知识体系与评价体制。

　　在这一知识话语的生产过程中，也持续穿插着两条反抗这种知识规训的线索：一条是浪漫艺术的个性审美自由意识对这一规训的改写与抵抗，如20世纪30年代林风眠“为艺术战”的学院建设定位；50年代后期对“印象主义”等西方美术流派的力求非政治化的解读尝试；80年代的“形式问题讨论”、“中国画穷途末路说”及“85美术运动”……另一条，则是自五四美术革命始即不停呼喊的所谓“国粹派”对传统美术文化的卫护与解读，如上世纪20年代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的论述；50年代关于“民族遗产”和“中国画问题讨论”；90年代“新文人画”流风及对五四“美术革命”的再反思……尽管这些现象发生的内在原因、现实情境有时远远超出了学科问题本身，但学科基本知识范式与这些审美观念和创作诉求的对立、博弈及知识权力规训关系，还是相当清晰的。

　　因此，所谓“缺失”、“未明”两个问题要点所力求凸显的，正是新一轮中国美术学学科建设需要从更加深层的学科知识范式的现代性变革入手，从全球性交流中的中国现代美术表达与对话的互动路径探索入手，在全球背景中建构具有独立文化精神品格的现代中国美术学科知识范式与权力结构关系。